琼中白沙起义纪念园中的王国兴雕像。

　　琼中白沙起义纪念馆内白沙起义中黎胞们用过的武器。

　　琼中红毛镇白沙起义纪念园中的白沙起义雕塑。　　

　　1942年农历8月，白沙县红毛乡（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什亲山上，王国兴端起一碗血酒，对天发誓：“我誓与同胞共生死！有福大家享，有祸我来当！为解救乡亲，报仇雪恨，杀尽‘国贼’，不得背叛！”至此，王国兴被推选为起义总指挥，带领着黎族苗族人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在一年后发动了白沙起义。

　　白沙起义为何会爆发？黎苗群众为何要拿起武器？“官逼民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民党欺压黎族苗族人民的行为，不仅仅是制造了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许达民认为国民党倒行逆施，欺压群众，人心向背，受到群众的反抗是迟早的事。

　　1942年农历八月，白沙县红毛乡（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什亲山上，王国兴端起一碗血酒，对天发誓：“我誓与同胞共生死！有福大家享，有祸我来当！为解救乡亲，报仇雪恨，杀尽‘国贼’，不得背叛！”伴着这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言，一同筹备起义的奥雅（黎族人对头人的尊称）纷纷将碗中的血酒一饮而尽。

　　至此，王国兴被推选为起义总指挥，拿起武器，带领着黎族苗族人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在一年后发动了白沙起义。

　　家仇：父受牢狱之灾

　　王国兴的父亲王政和是一位世袭峒长、大总管。王政和祖上管辖领域非常宽广，相传有72峒之多。

　　1932年，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以抚黎专员身份来琼。“国民党对黎族苗族人民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军事镇压人民的反抗，一方面用小恩小惠收买民心，企图收买黎族上层人员，成立了‘琼崖抚黎专员公署’。”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党史县志办公室退休干部谢晋颀对记者介绍。

　　“抚黎局”成立后，王政和被任命为团董，管辖范围大大缩小，只负责红毛、什运、毛贵、毛栈、番阳等峒，但他的威望并未降低，仍被黎胞们尊称为大总管。

　　受到群众爱戴的总管虽然有职有权，但并无俸禄。除了为政府催粮收税拉壮丁外，还要负责管理峒中的公众事务，调解峒内群众纠纷，担当公证人、调停人和裁决人等角色。王政和刚正朴实，大公无私，体恤民情，给少年时的王国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4年初，“抚黎局”以“读书”的名义，要求王政和选派65名黎族青年送往广州。但这些黎族青年却是被骗去当展览品，受尽羞辱。1935年，“抚黎局”再次以“读书”的名义，命令王政和征集2000名青年。事实上这些青年是被当作炮灰，送往“剿共”前线。白沙起义的领袖之一王玉锦当年便是这2000名青年之一，发现被骗后，机智的他寻机逃回了海南，但更多的青年则是命丧他乡。

　　得知了实情的王政和愤怒不已，拒绝继续向“抚黎局”增派人员。为此，“抚黎局”在1935年9月以“抗丁抗税”的罪名将他逮捕。

　　1935年年底，打工回家的王国兴获悉父亲入狱，心急如焚，立即赶往“抚黎局”要求放人，却遭到敲诈刁难。“抚黎局”漫天要价，扬言王国兴拿来680块光洋才能赎回父亲。王国兴东拼西凑筹齐赎金，送到“抚黎局”后，这些家伙却为了压榨更多钱财，还是不肯释放王政和。救父心切的王国兴一筹莫展，却又无计可施。

　　狱中的王政和饱受折磨，不见天日，忍饥挨饿，早已病入膏肓，气若游丝。由于他只能躺在地上，头枕一块砖头，又无力翻身，后脑勺、颈部便溃烂得都生出了蛆虫。“抚黎局”见他奄奄一息，再难榨出油水，才不得不放人。被抬回家中的王政和不到半年便去世了。王国兴的母亲因悲伤过度，几天后也病故了。

　　父丧母亡，家产殆尽，如此家恨被王国兴埋在心底，却又像一根尖刺一般，时时刺痛、提醒着他。

　　民愤：群众饱受摧残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的白沙起义纪念馆中，对黎族人民拿起武器、发动起义的缘由只有短短一句话的介绍：“为了求生存、反压迫，黎族首领王国兴挺身而出，奋起反抗。”求生存、反压迫，这6个字重逾千钧，道出了黎族苗族群众在起义前被国民党逼迫到了怎样的艰难处境。

　　按照黎族的传统，峒长职务是父死子承。德高望重的王政和去世后，王国兴没有接任父亲的职务，而国民党委派的乡长完全无法得到群众的支持。迫于乡亲们的压力和王国兴的威望，国民党白沙县政府不得不委任王国兴为红毛乡乡长。

　　1940年代初的琼崖已经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在日寇进攻下一触即溃的国民党军队龟缩在五指山，在手无寸铁的黎胞苗胞们面前却肆虐横行。

　　国民党对黎族苗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并没有因为国难当头而减轻，反而还变本加厉。以红毛乡为例，国民党政府规定每个保每月必须缴纳米20石，猪肉、牛肉、笋干各70斤，鱼100斤，鸡40只，木耳、酒各40斤，蜂蜜、蜂蜡、烟叶各120斤，白麻400斤，壮丁费200光洋。“抗战粮”“官长粮”“参议粮”“草鞋费”“军服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

　　黎胞苗胞们还被强行征用去服各种劳役：盖营房、修道路、挑弹药、挖战壕、运粮食、抬轿子和种植农作物等。服劳役的民工得不到报酬，自带粮食和工具，却还遭到非人对待，动辄便被拳打脚踢。在服劳役的路上，因饥饿、劳累被折磨而死的黎胞苗胞不计其数。仅红毛一个乡在劳役中被打死或被折磨死的就有500多人。

　　黎族苗族的头人也和他们的同胞一样，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头领而有所优待。王国兴由于未能及时上缴税款公粮，多次被训斥、侮辱，甚至被吊在梁上毒打。

　　寡言的王国兴变得更加沉默了，他的身体承受着国民党施加给他的苦痛，心里却想着承受着更多苦痛的群众。黎族人民还要忍受这样的日子吗？黎族人民将何去何从？选择继续忍辱偷生还是另寻生路？生路又在何方？这些问题在王国兴脑中慢慢发酵、酝酿着。

　　呼声：起义才有活路

　　从琼中县党史县志办公室退休干部谢晋颀的口中，当年白沙起义最早的策划场面逐渐清晰———1942年春节，王玉锦等几个保长到王国兴家拜年。虽然是黎族头人，但家里已被国民党搜刮一空的王国兴同样窘困。他心痛地对几位保长说：“家里吃的都被国民党刮走了，没东西可招待你们了。”几位保长无不摇头唏嘘。

　　“这样下去，我们怎样都是活不了了。还不如造反！”王国兴愤然对几位保长喊出了心中的积怨。一直以来，族人们的悲惨遭遇深深刺痛王国兴的神经。就在那一天，他下定了决心，唯有反抗才有出路！王国兴的决定立即得到了几位保长的拥护：“对！打”国贼“！”。

　　王国兴在大家的呼声中找到了答案：不反抗、不斗争，就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奋起反抗，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找到活路。

　　1942年农历六月，王国兴开始派人到各乡进行联络，筹备商讨起义工作。王国兴与联络人用了两个月时间，几乎走遍了五指山，串连了各乡头人。联络人所到之处，群众纷纷响应，同胞们都在兴奋地谈论着起义的事，男女老少都在擦枪、磨刀、弯弓、削箭。群众们准备好了粉枪、弓箭、荔枝炮等武器。汉族商人王太信不仅拿出40块光洋购买火药支援起义群众，还受王国兴委派采购来火药、火柴、硫磺、硝等战斗物资。大家都满怀着胜利的希望，王国兴心里却还捏着一把汗：民族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1943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等制造了“中平”惨案，大肆屠杀苗胞。消息传到红毛乡，黎胞们都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更加快了起义反抗的步伐。

　　1943年8月12日，白沙起义的第一枪在白沙一区提前打响，旗开得胜。位于白沙二区的王国兴、王玉锦、王积义等几个起义领导人被得到消息的国民党官员强行关押。王玉锦设计逃脱后迅速组织群众营救。在8月17日凌晨对驻扎在红毛乡的国民党白沙、保亭、乐东3县联络所发起袭击，救出王国兴等人，并很快占领了该联络所。

　　整个起义，从8月12日至26日，历时半个月，参加者达2万多人次，总共打死打伤敌人30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支，轻机枪一挺，子弹、物资一大批。

　　起义初步胜利后的黎胞们扬眉吐气，欣喜若狂，庆祝靠自己的斗争赢得的胜利。他们凭借着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战斗的精神，以落后的武器打退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黎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