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才讲述父亲王定江英勇奋斗的一生。

　　王定江留下的遗墨。

　　王定江当年作为地下联络员的联络信物“世界和平”。图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王国才到27岁时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光荣的革命烈士。自此，他开始了漫漫的“寻父”之路，不停地搜集历史材料、寻访知情人，在起义记录里关于父亲的寥寥数字和知情人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滴地还原父亲的形象。

　　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被仔细装裱在相框中，端正地摆在书桌前，一尘不染；一块写着生辰八字的命牌黝黑，被摩挲得十分光润；一片铅片上铭刻着“世界和平”与一颗五角星，像被打磨过一样锃亮发光，毫无锈迹。这3件小小的物件，寄托了王国才对父亲王定江无限的追思与怀念。

　　“这份革命烈士证明书，是民政部在1989年颁发给我父亲的。这块命牌是我出生的时候，父亲给我亲手刻写的。这个小铅片，是父亲当年作为地下联络员的联络信物。这几件就是父亲留给我的所有了。”王国才用手拂了拂相框，把木牌与铅片小心地收好。

　　1岁半的王国才曾亲历父亲遇害现场。对此，年幼的他并没有什么印象。27岁时王国才从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父亲王定江，是曾参与、领导过白沙起义的英烈。如今71岁的王国才一一摊开自己大半辈子搜集来的材料，向记者讲述父亲的故事。

　　在二十余年间沉默

　　王国才到27岁时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光荣的革命战士。

　　“母亲从来没对我说起过，我也认为反正是没有父亲了，问有何用。”王国才幼年丧父，早已习惯于没有父亲的生活。母亲王莲英对王定江的身份与生前事迹缄默不言，王国才也从未追问过自己的父亲到底是怎样的人。

　　1969年，王国才与母亲一起回乡探亲，途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丰村，看望了阔别多年的大姑丈吴日祥。吴日祥见到长大成人的侄子非常欣慰，抓着王国才的手问长问短，却得知侄子仍不知道自己父亲的情况。吴日祥不由转身埋怨王莲英：“你也太能忍耐了！孩子已经20多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历史！”王莲英含泪道：“我这20多年一直不敢对国才讲他父亲的事，一讲我就要哭。还是你来告诉他吧。”

　　王莲英当年被迫目睹了丈夫遇害的场景，丈夫被折磨的悲壮与惨烈，让她痛苦不堪，此后再也无法开口讲述这段鲜血淋漓的往事。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雨中，白沙起义领导人王国兴、王玉锦等人被诬蔑为“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后台”“司令”，遭到抓捕。当年参加过白沙起义的红毛老区群众也受到株连，王莲英在这样的环境下更是不敢对儿子开口讲述王定江的故事。

　　种种的原因，让王莲英把这惨淡凄厉的故事深深锁在心底，不愿再提。

　　吴日祥进房拿出一块木牌和一片铅片，交给王国才，“这是你父亲留下的两件东西，木牌是你的出生八字命牌，铅片是他当年当联络员时的信物。你父亲王定江是光荣的革命烈士！”

　　自此，王国才便开始了漫漫的“寻父”之路，不停地搜集历史材料、寻访知情人、向民政部请求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

　　在白沙起义幸存领导人之一符尤相的证明下，民政部于1989年7月8日批准王定江追认为革命烈士。而王国才只有在起义记录里关于父亲的寥寥数字和知情人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滴地还原父亲的形象。

　　在历史材料中立体

　　王国才集中整理了《白沙县志》《琼中县志》《白沙文史》中关于父亲王定江的片断，又四处走访了起义幸存者，如姑丈吴日祥、当年同为白沙一区方面的领导人符尤相、父亲昔年战友王克、父亲的徒弟符万巴，收集父亲的事迹。

　　王定江，原名王伟汉，原籍临高县，1910年出生在白沙县细水乡福门村。他的父亲王华吉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积攒了一些钱财，便在1924年送他去读私塾。1926年，王定江到儋县南丰墟读高等小学，经常在那大墟、临高县玩耍，接触了活动在那里的共产党。

　　1928年高小毕业后，王定江没有回家，而是留在南丰墟，暗中加入了我党设立的地下联络点，协助党的地下工作。对此，他的家人并不知情，蒙在鼓里的家人甚至还给他设立了衣冠冢，以为他已经命丧他乡。1932年，南丰墟的地下联络点遭到破坏，王定江返回细水乡。家人见到他又惊又喜，父亲王华吉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却又喜极而泣。

　　回到细水乡的王定江在团董王桂文的支持下，办起了乡村小学教学点，王定江担任教师。王定江在细水与地下党取得联络，得到新的任务———在家乡宣传革命，把握时机组织农民暴动。

　　1937年底，王定江的堂兄王世仁是白沙县国民党参议员，介绍他担任国民党白沙县一区区员，1939年王定江又被推选为细水乡副团董。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王定江没有放弃革命斗争，而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不断向群众宣传革命知识。由于工作的需要，王定江频繁往来于牙叉、白沙、元门等乡，结识了王亚福、符尤相、王亚刚、王公护等黎族头人。

　　1940年8月18日，王亚福与符尤相率领村民揭竿而起，发动了什阳的“反顽”斗争，王定江在斗争中担任了组织与领导的角色。据符尤相在1980年回忆，白沙县一区方面起义中，王定江任参谋长一职，是发动群众、组织起义的中坚力量。白沙起义第一枪取得了胜利，鼓舞了黎苗人民的士气。同年8月28日，王定江因被人指认为起义的领导人而受到处分，撤消了一切职务。

　　再次回到细水乡的王定江从这次起义中深深感到，只有广泛全面地发动组织群众才能推翻国民党政府，1940年底他开始走街串巷，利用在各县乡表演民俗活动的机会，再次宣传发动和组织白沙县一、二、三区各乡村的头人与群众，决定待时机成熟就发动第二次起义。此外，王定江还出资购买大批火药、枪支和手榴弹装备起义军，并宰了家中的3头肥猪、一头公牛犒劳战士们。1943年与王国兴、王玉锦等首领前后呼应，王亚福、符尤相与王定江在白沙一区领导发动了第二次起义。王国兴与众头领被白沙二区区长李有美捕拿关押时，王定江还派出一支150人的小分队协助营救。

　　起义因种种缘由失败后，王定江与王亚福、符尤相、符打彭等各首领商议，建议向冯白驹领导的共产党部队寻求援助。王定江从事地下党联络工作多年，轻车熟路。1943年9月19日，他携妻儿去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代表，在南丰墟乾元村被捕，5天后惨遭杀害。

　　在儿子口述中鲜活

　　在王国才看来，父亲似乎无所不能。王国才手写装订的回忆录中，有11篇对父亲轶事的记载，在他的揣摩与想象中，王定江颇具传奇色彩：忠肝义胆、坚韧不拔、一呼百应、聪敏过人、武术高超，甚至会魔术、能杂耍、精点穴、擅缩骨。在自己的世界里，王国才尽情塑造着父亲的英雄形象，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父亲，找到父爱，找到安慰。

　　“我父亲年轻时候可是远近闻名的风流才子呢！”王国才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王定江的手稿，只见写在薄如蝉翼的宣纸上的字迹如行云流水，神韵超逸。

　　王定江长相白皙清秀，身材结实，写得一手好字，言辞流利，还是对歌高手。他出外教学或办事时，总是骑一匹灰白色的大公马，十里八乡的姑娘们眼睛都围着他转。

　　王定江在担任白沙县一区的区员时，体察民情，为细水乡的乡民们办了不少好事，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便是重拳打击盗牛团伙。1937年日军侵华，海南也受到波及，动荡不安。本地惯偷勾结外地团伙，肆虐全县各乡。耕牛几乎是农民的命根子，被盗的农户哭天抢地，痛不欲生。王定江号召每个黎村苗寨组织年轻人，成立护村队，并把自己一身武艺倾囊相授。护村队设下埋伏，把盗牛团伙打了个措手不及，重创了细水乡的偷牛贼。这些护村队在白沙起义中也成为了主力队伍。

　　王国才从姑丈和其他老人的口中，还原了父亲临刑的情景,国民党守备二团团长王碧对王定江严刑拷打，王定江宁死不屈。

　　“父亲被剖肝挖胆，惨烈牺牲在我和母亲面前，母亲还被逼迫吃他的肝。母亲边哭边骂，几乎晕厥过去。”双目通红的王国才，老泪纵横，爆发出一串剧烈的咳嗽。“父亲上午被行刑，天降大雨，匪军不让乡亲们给他收尸。到下午，一位老农从刑场路过，听到我父亲还发出微弱的呻吟声，仍未断气。我可怜的父亲哇！”说到这里，王国才大放悲声，不能自已。

　　多年后，母亲王莲英告诉王国才，父亲当年被杀害前，悄悄对她说过：“我为劳苦大众而死值得，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我和所有起义死难者的。我相信党会为劳苦大众带来光明和幸福。”

　　临别时，王国才为记者高声朗读了父亲写的一首民歌歌词：“一声振动三千界，人民惊天动地来。高举义旗杀恶顽，争来幸福为后代。”70年后，王定江的遗愿早已实现，他的后代与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