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萍（父亲王太信）的家。

　　王学萍讲述起年幼时为躲避国民党兵穴居鹦哥岭时留下的伤疤。

　　林深树茂的鹦哥岭山区，是白沙起义队伍当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文见习记者 蔡 倩  海南日报记者 符王润  图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黎族苗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武装起义———伟大的白沙起义中，汉族人民也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扎根黎村的汉族人王太信，与黎族苗族同胞们相亲相爱，共同战斗，在白沙起义和革命战斗中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赞歌。

　　老干部王学萍（曾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永远记得这悲伤的一幕：低矮的茅草屋中，父亲的遗体静静躺在一张草席上。家人表情悲伤又麻木，却没有人哭出声来，也没有人告诉6岁的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黎族苗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武装起义———伟大的白沙起义中，汉族人民也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学萍追忆在白沙起义中英勇献身的父亲王太信时，评价说：“白沙起义是民族团结合作的一个范例。”

　　安家黎村情意深长

　　解放前，黎族群众中曾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客不欺黎，鸡不吃米”，意思是没有汉族人不欺负黎族人，就像没有鸡不吃米一样。这是历代封建统治和国民党的长期掠夺与压迫所造成的民族隔阂。

　　王太信虽然是来自定安县的汉族人，但从小在黎村中长大，与黎胞们称兄道弟，感情深厚。他娶了黎族姑娘，安家黎村，生儿育女，同黎胞们结下了深厚友谊。1935年，他与家人来到白沙县红毛峒牙挽村（现为琼中红毛镇牙挽村），以做小买卖为生。

　　1939年2月，日军侵琼后，琼崖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龟缩五指山，对当地群众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以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无休无止的艰苦劳役、草菅人命的血腥暴行，把广大群众逼到了死亡的悬崖。国民党统治下的汉族群众遭受着同样的蹂躏，同样是被摧残的对象。

　　王学萍对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军队深恶痛绝：“国民党军队的丑态，和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电影里完全没有夸大。”小时候的他曾目睹国民党军队闯入村子强取豪夺，犹如蝗虫过境。见到群众放养在外的鸡，他们便拉开一张大网，把鸡全赶到网里。一只躲进了竹丛的鸡，他们也不放过，找来竹竿，捅死鸡后再抓走。村里所有的鸡都被这些“国贼”们杀光吃光，一只也没留下。

　　“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遭殃！”在王学萍的描述中，国民党的士兵就像土匪一样，扰得黎村苗寨鸡犬不宁。国民党剥削手段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仅摊派的公粮就有“抗战粮”“官长粮”“参议粮”等。汉族人民与黎族人民、苗族人民共同承受着这残酷的压迫，患难与共，而反抗的火苗却在他们心底越烧越旺。

　　采购物资后盾坚实

　　1943年8月，白沙起义战斗的枪声打响，白沙人民都振奋起来了！小伙子们英勇战斗，妇女和老人们自动组织起来为起义军送饭送水。

　　王太信拿出家中积蓄的40块光洋，捐助给了起义军。由于从商多年，王太信对琼山、定安等地的地形了若指掌，起义首领王国兴便委派他采购火药和其他急需的作战物资。

　　凭着对地势的熟悉，王太信一次又一次地翻越鹦哥岭、什寒山，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通过群众的协助，一点点地购买火药原料和作战物资。

　　起义当晚，5岁的王学萍便跟随母亲和乡亲们离开了牙挽村，躲进了山林。起义失败后，“国贼”叫嚣“斩尽黎仔，杀绝苗人”，疯狂反扑红毛峒，号称要使红毛峒“三斤以上不留头”，把峒中群众斩草除根。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群众吃住都在山林里，偶尔白天回家看一看。黎胞们用野芭蕉叶、茅草和树枝搭起简陋的窝棚，散居在岩石边、山洞里，被迫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带上山的食物很快吃完了，耕牛、牲畜也杀光了，只有靠山上的野芭蕉、石白菜等野菜充饥；没有食盐，只有饮用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补充盐分；没有衣服御寒，只有靠篝火取暖。群众们围着鹦哥岭满山钻，挖山薯、摘野菜、捕鱼虾、住山洞，这一躲便是5年。1948年，国民党部队被赶出白沙后，穴居鹦哥岭的群众才得以下山，重见天日。

　　“鹦哥岭自然保护区工作站后有个山洞，我曾经在里面住过。”王学萍忆起这5年的艰苦岁月。从5岁到10岁，本该是天真浪漫、快乐成长的儿童时期，王学萍却是在那荒山野岭中忍饥挨饿。他弯腰卷起裤腿，把右腿上的一块伤疤指给记者看，“这里长过一个脓疮，伤口溃烂得都露出一大片骨头了，在山上逃难也没办法医治，一直长了5年。”这个鸡蛋大的伤疤在几十年后依然清晰可见。

　　送牛被捕牺牲悲壮

　　起义受挫后，起义队伍被打散，起义军另一主要领导人王玉锦带着70多人上了什寒山。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起义军粮尽弹绝，饥寒交迫，蚊虫侵袭，疾病蔓延，环境异常恶劣。

　　王太信得知王玉锦带领部队驻扎在什寒山上，已断炊多日，便偷越敌人的严密封锁，给他们送去了一头牛。见到战士们已经饿得瘫倒在地，有的甚至已经无力咀嚼，王太信只好割开牛喉，接牛血喂给他们。

　　1944年4月，王太信第二次牵着牛往什寒山送时，因奸细告密不幸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同年11月，王太信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国民党通知哥哥去把他背回来，回家就断气了。”停灵在草席上的父亲的遗体令王学萍终生难忘。

　　“王国兴的舅父来我家沉默地站了会儿，就回家把自家茅草房的木门拆了下来，送过来当父亲的棺材板。”黎胞们对王太信的死都悲伤不已，沉默内敛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份哀伤，只是默默地为王太信的家人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除了这一幕，王学萍对父亲没有多少印象，“母亲从没对我讲过父亲的事。”王学萍感到非常遗憾，而文献中对父亲王太信的记载也只是三言两语，没有细节。

　　1948年，王学萍跟着母亲搬到什运村居住。一天，王玉锦突然拜访了他们家，送来一头大水牛。“听王玉锦讲，当年我父亲牵牛送上山时，他曾经向我父亲许诺，解放后会还给父亲一头牛。”王学萍这才知道父亲当年的壮举。这一送一还的两头牛，王太信当年支持起义的坚定决心，黎族同胞们的知恩图报，都表露无遗。

　　扎根黎村的汉族人王太信，与黎族苗族同胞们相亲相爱，共同战斗，在白沙起义和革命战斗中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