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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起义中的汉族人王太信 ——老干部王学萍深情回忆父亲
来源: 海南日报 作者: 时间:2013-08-12 09:20:07 星期一

  王学萍(父亲王太信)的家。

  王学萍讲述起年幼时为躲避国民党兵穴居鹦哥岭时留下的伤疤。

  林深树茂的鹦哥岭山区,是白沙起义队伍当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文见习记者 蔡 倩  海南日报记者 符王润  图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黎族苗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武装起义———伟大的白沙起义中,汉族人民也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扎根黎村的汉族人王太信,与黎族苗族同胞们相亲相爱,共同战斗,在白沙起义和革命战斗中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赞歌。

  老干部王学萍(曾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永远记得这悲伤的一幕:低矮的茅草屋中,父亲的遗体静静躺在一张草席上。家人表情悲伤又麻木,却没有人哭出声来,也没有人告诉6岁的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黎族苗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武装起义———伟大的白沙起义中,汉族人民也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学萍追忆在白沙起义中英勇献身的父亲王太信时,评价说:“白沙起义是民族团结合作的一个范例。”

  安家黎村情意深长

  解放前,黎族群众中曾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客不欺黎,鸡不吃米”,意思是没有汉族人不欺负黎族人,就像没有鸡不吃米一样。这是历代封建统治和国民党的长期掠夺与压迫所造成的民族隔阂。

  王太信虽然是来自定安县的汉族人,但从小在黎村中长大,与黎胞们称兄道弟,感情深厚。他娶了黎族姑娘,安家黎村,生儿育女,同黎胞们结下了深厚友谊。1935年,他与家人来到白沙县红毛峒牙挽村(现为琼中红毛镇牙挽村),以做小买卖为生。

  1939年2月,日军侵琼后,琼崖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龟缩五指山,对当地群众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以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无休无止的艰苦劳役、草菅人命的血腥暴行,把广大群众逼到了死亡的悬崖。国民党统治下的汉族群众遭受着同样的蹂躏,同样是被摧残的对象。

  王学萍对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军队深恶痛绝:“国民党军队的丑态,和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电影里完全没有夸大。”小时候的他曾目睹国民党军队闯入村子强取豪夺,犹如蝗虫过境。见到群众放养在外的鸡,他们便拉开一张大网,把鸡全赶到网里。一只躲进了竹丛的鸡,他们也不放过,找来竹竿,捅死鸡后再抓走。村里所有的鸡都被这些“国贼”们杀光吃光,一只也没留下。

  “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遭殃!”在王学萍的描述中,国民党的士兵就像土匪一样,扰得黎村苗寨鸡犬不宁。国民党剥削手段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仅摊派的公粮就有“抗战粮”“官长粮”“参议粮”等。汉族人民与黎族人民、苗族人民共同承受着这残酷的压迫,患难与共,而反抗的火苗却在他们心底越烧越旺。

  采购物资后盾坚实

  1943年8月,白沙起义战斗的枪声打响,白沙人民都振奋起来了!小伙子们英勇战斗,妇女和老人们自动组织起来为起义军送饭送水。

  王太信拿出家中积蓄的40块光洋,捐助给了起义军。由于从商多年,王太信对琼山、定安等地的地形了若指掌,起义首领王国兴便委派他采购火药和其他急需的作战物资。

  凭着对地势的熟悉,王太信一次又一次地翻越鹦哥岭、什寒山,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通过群众的协助,一点点地购买火药原料和作战物资。

  起义当晚,5岁的王学萍便跟随母亲和乡亲们离开了牙挽村,躲进了山林。起义失败后,“国贼”叫嚣“斩尽黎仔,杀绝苗人”,疯狂反扑红毛峒,号称要使红毛峒“三斤以上不留头”,把峒中群众斩草除根。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群众吃住都在山林里,偶尔白天回家看一看。黎胞们用野芭蕉叶、茅草和树枝搭起简陋的窝棚,散居在岩石边、山洞里,被迫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带上山的食物很快吃完了,耕牛、牲畜也杀光了,只有靠山上的野芭蕉、石白菜等野菜充饥;没有食盐,只有饮用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补充盐分;没有衣服御寒,只有靠篝火取暖。群众们围着鹦哥岭满山钻,挖山薯、摘野菜、捕鱼虾、住山洞,这一躲便是5年。1948年,国民党部队被赶出白沙后,穴居鹦哥岭的群众才得以下山,重见天日。

  “鹦哥岭自然保护区工作站后有个山洞,我曾经在里面住过。”王学萍忆起这5年的艰苦岁月。从5岁到10岁,本该是天真浪漫、快乐成长的儿童时期,王学萍却是在那荒山野岭中忍饥挨饿。他弯腰卷起裤腿,把右腿上的一块伤疤指给记者看,“这里长过一个脓疮,伤口溃烂得都露出一大片骨头了,在山上逃难也没办法医治,一直长了5年。”这个鸡蛋大的伤疤在几十年后依然清晰可见。

  送牛被捕牺牲悲壮

  起义受挫后,起义队伍被打散,起义军另一主要领导人王玉锦带着70多人上了什寒山。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起义军粮尽弹绝,饥寒交迫,蚊虫侵袭,疾病蔓延,环境异常恶劣。

  王太信得知王玉锦带领部队驻扎在什寒山上,已断炊多日,便偷越敌人的严密封锁,给他们送去了一头牛。见到战士们已经饿得瘫倒在地,有的甚至已经无力咀嚼,王太信只好割开牛喉,接牛血喂给他们。

  1944年4月,王太信第二次牵着牛往什寒山送时,因奸细告密不幸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同年11月,王太信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国民党通知哥哥去把他背回来,回家就断气了。”停灵在草席上的父亲的遗体令王学萍终生难忘。

  “王国兴的舅父来我家沉默地站了会儿,就回家把自家茅草房的木门拆了下来,送过来当父亲的棺材板。”黎胞们对王太信的死都悲伤不已,沉默内敛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份哀伤,只是默默地为王太信的家人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除了这一幕,王学萍对父亲没有多少印象,“母亲从没对我讲过父亲的事。”王学萍感到非常遗憾,而文献中对父亲王太信的记载也只是三言两语,没有细节。

  1948年,王学萍跟着母亲搬到什运村居住。一天,王玉锦突然拜访了他们家,送来一头大水牛。“听王玉锦讲,当年我父亲牵牛送上山时,他曾经向我父亲许诺,解放后会还给父亲一头牛。”王学萍这才知道父亲当年的壮举。这一送一还的两头牛,王太信当年支持起义的坚定决心,黎族同胞们的知恩图报,都表露无遗。

  扎根黎村的汉族人王太信,与黎族苗族同胞们相亲相爱,共同战斗,在白沙起义和革命战斗中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赞歌。

(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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