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现性别危机：招生分数线女高男低引争议
近年来，我国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大陆人口中男性占比51.27%，女性占比48.73%，而在高校中，这样的比例恰好反了过来，出现“倒挂”现象。为改变这种状况，许多高校近年来在招生录取时设置性别比，导致分数线上出现“女高男低”现象，引起社会关注：
如果你是男生，那么你考取国际关系学院需要668分；如果你是女生，那么你的分数需要715分才能够达到提档线。
这是海南省考试局2012年公布的提前批院校面试最低分数线，这让高考[微博]分数702分的张萍(化名)止步于她所钟爱的国际关系学院。
在2012年900多万的高考大军中，被“男女有别”的分数线绊倒的考生不止张萍一个。
日前，国内一家公益机构通过公开网站查阅了全国各地的2013年高校招生计划，并发布了“2013年211工程学校招生性别歧视报告”。
报告显示，在今年的高校招生中，全国112所211工程学校，只有31所不存在性别歧视，约占总数的28%。总体看，有81所占七成以上的211高校，在招生中存在性别限制，其中，34所属于直接违规。报告还指出，有31所985高校存在性别限制，占总数的约79%。
“建议女生报考”、“女生比例不超过15%”、“仅限男生”、“建议女生慎报”……这些都是高校招生中个别专业的限制，也是被报告认为的“性别歧视”所在。
一方面是对高校校园“阴盛阳衰”日益严重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对“男女生入学平等”、“消除录取性别歧视”的强烈需求，二者是否冲突？又该如何平衡？
无奈之举？
目前，许多高校已经纷纷开学。今年参加高考的912万名考生，75%可以升入各类大专院校。在这些获得升学机会的学生当中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的 “性别歧视”，而与自己所钟爱的学校、专业失之交臂？目前尚无统计。但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公众一定程度的关注。实际上，在2012年高考结束后，就一度成为热点话题。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微博]被曝出提前批小语种在京招生中，对于男生和女生设置了不同的分数线：文科的男生分数线为601分，女生分数线为614分，女生比男生高出了13分。
此消息一出，便引发了广泛热议。有观点认为，“男女有别”的分数线是性别歧视，会减少女生的录取机会，侵害了女生权益；有人则认为，这是为了拯救中国高校的“男孩危机”，属于无奈之举。
男女生分别划线这也并非个例。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微博]也曾因在小语种专业高考招生中区分男女设置分数线，引发争议。而国防生、公安等院校招生存在“男女有别”更是由来已久。
这些差别使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程序管理员吕频，于2012年与律师黄溢智一起，向教育部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2012年的高考招生中教育部批准了哪些高校的哪些专业可以限制男女生录取比例？依据是什么？”
教育部在同年8月22日回复道，“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满足某些工作或专业领域的人员培训需求，“一些大学可能会适当调整男生和女生的招生比例。但是学校需在招生章程中予以明示……”教育部的回复以一句友好的敬语收尾，“感谢你对教育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支持”！
同年8月30日，4名女青年在广州文塔下公开剃光头，抗议多所高校按性别划分投档分数线。第二天，亦有3名公益人士在北京响应剃光头。
随后，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发起更多针对高招性别歧视的活动：一再申请信息公开；发出致教育部的公开法律意见书；组建高考性别歧视律师团；致信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关注等。
2012年10月15日，教育部在给北京众泽妇女咨询法律服务中心的信息公开答复中表示：“目前高校有三类专业可以确定男女比例招生，分别是：特殊职业(军事、国防、公共安全)、艰苦行业(航海、采矿等)、为性别均衡的专业(非通用语种、播音)等。”
公益人士的这些行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
2013年5月22日，教育部公布《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其中，“杜绝录取歧视”也被写入新版规定。
教育部强调，高校不得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生或者提高对女生的录取要求。新规指出，除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专业)外，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一些学校的招生简章，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多所高校在今年的提前批小语种招生中已取消了预设男女生性别比例。
今年高招录取结束后，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语言类高校均表示，招到的男生数量有所减少。而去年曾备受争议的中国人民大学，今年小语种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也不再“男女有别”。男女生实行统一分数线后，人大小语种今年在京共录取了14名考生，只有3名男生。
北京语言大学招办主任林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在往年招生计划为30人的情况下，能录取到18名男生，而今年只录取了13名男生。
“由于在录取过程中男生的分数会相对低一些，没有了男女生比例限制，也使得高分女生能最终被录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录取分数线。往年，北语小语种录取分数线只高出一本线十几分，而今年则高出了50多分。”林方说。
然而，据妇女传媒监测网络—— 一个基于北京的、为妇女权利工作的民间组织的调查显示，在全国112所211高校中，仍有81所在招生中存在性别歧视。
职业专业的性别隔离
长期关注公安院校招生性别歧视问题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荣维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安院校女生比例偏少的状况，反映了职业和专业的性别隔离。
她举例：2012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本科共招1840人，女生214人，占总数的11.63%；其中，文科各专业共招501人，女生86人，平均比例为17.16%(最高专业为21.81%)；理科各专业共招1339人，女生128人，平均比例为9.55%(最低专业为5%)。
荣维毅说，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传统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传统原因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女警察不如男警察有用、勇敢；同时，现实方面女警察的工作领域会有一定的限制，在就业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
吕频所在的民间组织调查发现，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在许多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相关的院校和专业中，以及一些艺术类院校的表演、导演、摄影等专业中，性别比例的规定依然存在；而中国矿业大学[微博]、广东海洋大学[微博]等高校的采矿、航海等专业，则限定只招男生。
吕频介绍，这类规则影响到了一大批分数较高的女生。但这些女生却很少愿意公开自己的信息。
“这些孩子大多默默地改变她们的专业或大学，在入学后也选择对此事一言不发，她们的父母也劝她们不要再找麻烦。”吕频说。
这为相应的维权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郭建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现在已经有包括自己在内的5名律师愿意提供义务帮助，但反性别歧视诉讼的进行在中国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没有原告，由于中国人普遍不喜欢打官司，真正愿意站出来以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权益的原告是极少数。
其次，这种诉讼未必能得到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可能面临立案困难，甚至会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阻挠。另外，一旦这次有一起反性别歧视的诉讼胜诉，那么将会对我国的教育系统带来极大的冲击，这也是该类诉讼必然会遭受来自各方巨大压力的原因。
高校“女儿国”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大陆人口中男性占比51.27%，女性占比48.73%，而在高校中，这样的比例恰好反了过来，出现“倒挂”现象。
据统计，1957年，全国普通高校的本专科学生中，女生占总数的23.2%；1980年，恢复高考3年之后，女生仍只占23.4%。而从 1995年至2004年的10年间，女生比例由35.4%上升至45.7%。2007年更是一个转折点，新入学的女生比重首次超过男生，达到52.9%，此后保持继续上升的趋势。
女生日增，男生日减，并非女生在升学时得到了照顾，而完全是由于女生成绩好，男生竞争不过女生。
据中国校友网不久前发布的数据，2000年至201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高考状元”中，女生522人，占总数的51.84%；男生485人，占总数的48.16%；而且“女状元”占比还有持续上升趋势。
“明年我一定要多招一个男生。”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硕士生导师对法治周末记者无奈地说。他曾经带过一届9个硕士生，只有一个男生。
每年的研究生招生阶段，学院的几位导师就为稀缺的男生生源展开“争夺战”。这位教授对此感触颇深。
他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已经让他困惑了很久。“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还曾经带过两届学生，没有一个女孩子。我最早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应该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这个变化就慢慢产生了。”
“以前我在招生时一直有意控制着男女生的比例为一半对一半，但这个防线已经被冲破了。我有两届研究生都还是三女两男，这一届是四女一男，上一届是五女一男。”
“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是发生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传媒大学新闻系，女生上线人数居多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他坦言在担忧的同时也只能接受女生越来越多的现实。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中国传媒大学早在2011年时考虑到女生人数比男生多，为缓解女生的如厕矛盾，将教学楼部分男厕改为了女厕。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04年女生占本科生总比例的43.8%，到2012年时上升到49.6%。
在硕士科目中，女生在2004年占44.1%，到2010年上升至50.3%。2010年博士研究生中的女生比例超过35.4%。
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心理测试与评价研究所许燕教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出现高校里女生多的现状，是因为现有基础教育体制更有利于女生脱颖而出。“女生好静、勤奋，在当前以记忆为主的考试模式中更容易胜出；同时，女生对偏重于形象思维的文科更感兴趣。”
但拿就业形势而言，女生的形势却远远不如男生。
吕频表示，受教育并不必然与特定专业的就业挂钩，教育的问题应该回到教育本身来解决，如果只是为了顺应就业市场，则是把就业歧视延伸到教育歧视，这事实上就是以就业困难为由来限制学生受教育机会，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抵制教育歧视。
频说，出台报告就是希望告知公众，歧视不能因司空见惯而合理化，法律和政策不可为歧视背书，平等原则的检验没有例外。
“男孩危机”待破解？
近些年所流行的“男孩危机”为这种性别差异的设置提供了合理理由。知名杂文家鄢烈山就曾表示，他并不认为在高考分数线上设置性别差异是一种性别歧视，在如今这种偏重死记硬背的高考制度下，男生相较于女生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因此在录取时向他们适当倾斜是合理且必要的。
然而，这些为录取分数男女有别辩护的说法，在包括吕频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并不具有说服力。
对于性别比例协调的说法，吕频认为，如果因为小语种专业女生多男生少，需要通过录取进行协调，那么理工科专业男生占多数，是不是也需要协调？她认为性别协调并不能成为设置录取分数差异的合理理由。还有人认为这种性别协调是不必要的，让男女生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发挥专长并没有什么不好。
一方面是教育部的明文规定，另一方面，是高校办学、市场需求存在困境，设置性别比例招生究竟是否合理，改革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受访学者表示，这是一个长期制度建设的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打破计划录取体制，实行基于自主招生的多元评价体系。他说，在计划录取制度中，人们的公平观就是“分数公平”。大学的招生自主权也是有限的，最多只能在计划上做一点点文章。
这样的招生制度，结果是大学招生标准单一，大学办学千校一面。要让大学在招生中招到适合自己办学定位的学生，能自主地根据生源情况，调整评价体系，就必须推进大学自主招生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熊丙奇建议，教育部门应该明确特殊行业、特殊专业的标准，告知公众为何这些行业和专业比较特殊，需要限制男女比例。
比如小语种专业，如果教育部门和高校，在招生时明确告诉考生，该专业现在的培养情况和就业需求情况，考生完全有可能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理性选择。
如果学校告诉考生，本校小语种专业共有50名学生，全为女生，当年毕业的学生有10名，有5人没有找到工作，用人单位对男生有旺盛需求，结果可能是女生们会慎重选择。可问题是，这些信息没有人告诉学生。学生们从高中选择小语种专业时，就缺乏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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