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亚旅店二楼内景 　　李幸璜 摄

五层楼解放后曾一度叫“海口大厦”

1980年代裕大商行外景 颜振武提供 　

　　20世纪初的海口，是一个开放的港口。

　　特别是在1926年海口市成立后，向那些离乡的游子敞开了大门。作为商业的集散地，海口给归乡的游子提供了当时相对较好的投资环境：经营土产进出口的梁安记、云旭记，九八行业（即代理业）的符森记、顺昌号，书册文具业有海南书局、会文书局，百货业的精华公司、裕大商行，旅店业的大亚旅店、五层楼、泰昌隆……一时间，繁华的海口虽称不上“十里洋场”，却也是商贾云集。

　　如今走在海口的骑楼街区，依然可以看到当年一些著名商号的痕迹，但老字号已经被新的商家替代。老街已然老去，当年那些行走在骑楼里的年轻人早已青丝变白发，但从他们的讲述中，可以依稀勾勒出这里曾经的喧嚣，读懂海南老华侨们在这里留下的商业传奇。

　　股份公司打响“商业百货战”

　　上世纪40年代以前，岛民对日用品的巨大需求量催生了海口繁华的百货业，在海口中山路、博爱路聚集着一大批百货店铺。据史料记载，较早期从事百货批发的就有“瑞隆号”、“赖发盛”和“荣生号”等商号。由于从事百货批发的商号数量庞大，各商号之间相互竞争，一场拉拢各县批发商和“互挖墙脚”争抢管理人才的激烈战争打响。而提起这场商业战，就不得不提当时著名的两家合资百货零售商“精华公司”和“远东公司”。

　　1919年开业的“精华公司”位于当时海口市比较繁华的城内街，即如今的博爱北路，是一家有6个股东的公司。股东都是当时琼海嘉积镇上以经营布匹、百货业为主的商号，其中著名的富商、大亚旅店后来的经营者

　　王先树也是股东之一。

　　“精华公司”开业后，效仿当时市面上较有规模的位于中山路上的“中兴商店”，奉行“不二价”的做法。凭着店面位置的优势、华丽的店铺陈设和极好的店员服务态度，“精华公司”很快便在与“中兴商店”的竞争中取得胜利。

　　商人马元山、柯德三等人是嘉积镇人，看到同乡商户们在海口开设“精华公司”获得巨大利润，他们也发起筹集了4万光洋的股金，在博爱北路上买下了一间大铺面，成立了“远东公司”，希望能尝尝海口百货业的“甜头”。在商品品种上，“远东公司”与“精华公司”并无多大区别，有趣的是，这两家铺面刚好是斜对面，由于地址过于接近，变成商业“劲敌”，两家公司为了竞争使尽了各种方法。“远东公司”在与“精华公司”的前期较量中也并未落下风，但随着南洋和本岛经济的不景气，人们的购买力下降，最终，两家合资公司的竞争以“远东公司”倒闭而结束。

　　入股泰昌隆

　　骑楼老街在民国时期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说法，到海口来的南洋客，如果是操着琼海口音，载客的车夫便二话不说，将你连同行李拉到大亚酒店，因为大亚酒店的老板是琼海人；而如果你一开声是文昌口音，那么你必定拉去“泰昌隆”无疑了，因为“泰昌隆”的老板是文昌人。

　　泰昌隆在当年颇具名气，尽管与当时的大亚酒店、五层楼有一定差距，但也属繁华热闹的旅店。

　　半个多世纪的权属的不断变换，如今的泰昌隆已不见当年的踪影。但多少年来，家住文昌的郭怡盛老人，对泰昌隆恋恋不忘，这里有他的父辈苦心经营的印记。

　　郭怡盛老人说，“泰昌隆”经历过改组，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其父亲郭仲记和其他琼岛华侨及各界人士共114人投资入股该旅店，股东之一的林树隆被推举为经理，打理旅店生意。“当时股东里面大部分都是文昌人，所以文昌人来住店有的是免费的，价格也十分优惠。父亲作为股东之一，当时负责分管仓库。”提起父亲当年忙碌的身影，郭怡盛依然记忆犹新。

　　郭怡盛提供了一份《泰昌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与海口市博物馆收藏的泰昌隆股东股本簿在记录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记者看到这样一条记录：“本公司股东定为光洋73450元，每股光洋50元，改组后实存股本52280元整。”郭怡盛说，“114个股东中，海外华侨所占比重较大，有68人，共投资光洋达到33708元，占股份的64.44%。其中，比较大的几个股东，陈兴任投股光洋3190元，林树隆2000元，周席记1725元，张云琼1345元，我父亲有1128元。”

　　老人的回忆与现存的股本簿中的股东权利记述有重叠之处，比如，按照股份制形式，当时“泰昌隆”的管理已相对规范，公司除了为每个股东发放股本簿，也制定了各项详细的规章管理制度。“能都在职权分配、问责制度、利益分成、股东会议等各项内容都作了详细说明和规定，在当时来讲算是比较先进的商业管理模式了。”郭怡盛说。

　　合股经营海南书局

　　海南书局的发起人是知名人士王梦云，他生于海口遵潭镇儒文村一个书香门第，青年时期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1923年因东京大地震学校停课，他回到海口暂居。据他的女儿王播文女士后来回忆，“正是这次暂居海口，父亲看到海府地区文化落后，连一座稍具规模的书局和印刷厂都没有，这才萌生了创办海南书局的念头。”

　　王梦云发起创办海南书局时，共有7名股东，当时除李开定、孙邦鼎自筹股份基金外，王梦云及林成梓、唐品三的股金都先由王硕人垫付，资金到位后，海南书局先在海口南门租铺试业，后来又买下海口博爱路的房产，改建楼房，购置了图书仪器及印刷设备，正式开张，拓展经营业务，并由股东共同选举唐品三为经理、林成梓为副经理，管理书局事务。

　　1939年，蓄谋已久的日军强行登陆海南，大举侵略琼岛。作为当时岛内规模最大的书店及出版商社，“海南书局”成为了日本侵略者重要“征服”目标之一。

　　据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介绍，当时日军准备在海南书局成立“陆军报道部”，迅速办一份报纸，在沦陷区推行同化政策，日本人极力拉拢当时海南书局的负责人唐品三，希望他能为日军服务。但唐品三坚决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不肯出任伪职。为此，他逃难到了广州湾（今湛江市赤坎），仍坚持经营出版社和书店，但规模已经不能同海南书局相比了。抗战胜利后，唐品三回到海口致力于恢复海南书局，但最终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