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两年八个月。当时的我才40多岁，先后担任海南行政区琼海县委副书记、书记。虽然这期间我与习书记只有一面之缘，但他亲切、宽厚的笑容，花白的头发，敦实的身影，以及浓重的关中口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对他执政思想和人格魅力的认识和体会，则更多是从通过学习他的讲话、执行他的工作部署中得来。30多年来，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紧密联系群众、不摆架子的平易作风和襟怀坦荡、敢于亮丑的领导风范一直在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我。在我心里，他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好领导，也是一位值得学习的好师长。

　　今年是老书记的百年诞辰，我也是喜寿老人了。回想过去，很多人和事都已模糊依稀。但习书记1978年发动全省冬种时说过的一句话，至今想来还那么掷地有声。

　　那是1978年的初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当时的海南区党委书记罗天从广州开完地委书记会议回来召开传达会，在会上他激动地对我们说，习书记号召大家大搞冬种，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习书记还说了：“你们回去大胆干，出了问题我负责!”

　　罗天同志传达时精神振奋，我们在场的县委书记、县长们听了这句话也立时大受鼓舞，大家情绪高涨，连夜开会、连夜发通知，组织、鼓励农民使用集体土地大种番薯，大种蔬菜。那一年冬天大家基本不饿肚子了。

　　“你们大胆干，出了问题我负责”——今天的年轻人肯定掂量不出习书记这句话在当时的分量。那个时候，海南和广东省其他地区一样，水果和经济作物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农田水利设施基本荒废，大量的田地杂草丛生，农业生产几乎瘫痪，再加上天遇大旱，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看到土地撂荒，百姓挨饿，我心中十分焦急、苦闷，可是另一方面，又顾虑重重，生怕发动生产，号召群众种菜种粮会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种资本主义的苗”的帽子。习书记当时的这句话，给了我们打破思想枷锁的勇气，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大胆地把工作重心从搞阶级斗争向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转移。

　　刚刚重新出山的他，革命锐气不减，“出了问题我负责”的担当实在令人感佩。我想，只有心怀人民、体察群众疾苦的“官”，才会敢把“乌纱帽”放在一边，才会有这种实事求是，敢于打破禁区，放手发展生产的无畏气魄。多年来，习书记的这句话长久地在我耳边萦绕。它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作为党的干部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思想要解放、干事有担当。

　　1978年10月，一封以广东省委文件下发的《习仲勋同志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同志的信》曾给我思想上带来深深的震动。不久前，我在省档案馆查到了这份发黄的文件，时隔35年重读一遍，感慨不已，觉得像习书记这样面对群众尖锐批评，虚怀若谷、坦荡磊落的胸襟实在不多见。

　　习书记的信是这样写的：“惠阳地区检察分院麦子灿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提出尖锐的批评，信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我们必须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一起转发的还有麦子灿的原信。

　　原来麦子灿对向省委反映问题迟迟没有回音很有意见。他的这封信火药味很浓，批评习书记“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说自己反映的问题三个月下来“屁都不见放一个”，认为习书记“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个漂亮话，是句空话”。读完麦子灿的信，我当时在想如果是我的下属给我写这样一封措辞尖锐、毫不客气的信，我肯定会很生气，也许会把信放在一边置之不理。但习书记却不是，他没有惧怕群众的刺耳声音，而是坦然接受了常人看来有些过激的批评，并放下领导架子，勇于通过公开信承认自己的不足，勇于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面前自我批评。习书记还特意派人解决麦子灿所反映的问题。这等宽阔的胸怀，体现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风范。

　　当年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我与习书记的行政级别相隔好几级，实际上我没有多少直接听他讲话的机会;当时的海南又属于广东省偏远地区，想见他一面就更不容易。但是1980年5月的一天，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习书记。

　　这是习书记第三次来海南，为解决海南的场社纠纷问题而专程赶来。习书记在崖县(今三亚市)的鹿回头招待所主持召开了座谈会。我作为琼海县委书记有幸参会。

　　会议开始时，习书记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脸上总是挂着宽厚的笑容，随和、平易，让人十分愿意亲近他。在座谈会上，习书记讲话非常生动，虽然他的关中口音我们听得有些吃力，但能感受到他对海南的基层情况非常熟悉。我还记得他说：有些人民公社的群众反映农场占地多，连尿尿都要尿到农场去。这样直白、通俗的话只有真正走到老百姓中间才可能听到。

　　在这个座谈会上，习书记反复强调，场社纠纷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心平气和妥善处理，不能激化矛盾，更不能动拳头，动刀枪。回广州后，习书记还牵挂这事。1980年11月在上调中央前一个月，他还专门听取了当时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王越丰同志的工作汇报，对解决场社纠纷作出进一步指示。

　　1987年12月26日至1988年1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书记再次来到海南调研视察，指导海南建省筹备工作。当时我虽已调到行政区工作，但却未能有机会见他一面。1988年4月，在我们通过电视新闻见证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海南建省的重要历史瞬间时，我又看到了习书记，又听到他亲切的关中口音“赞成的请举手”……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机缘，那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正好是习书记。

　　在习书记百年诞辰之际，我谨以这篇小小的文章寄托我的追思，遥寄我的景仰。(陈玉益 作者系海南省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