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柴静参加了《北京“非典”狙击战》的拍摄,成为最早冒死深入非典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之一。惊心动魄的现场气氛、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熟悉柴静的朋友着实为她捏了一把汗,节目播出的当天晚上,柴静接到了数量前所未有的电话,感动之余,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认识这么多人。但是一整晚柴静都没接到妈妈的电话。这让柴静心里感觉不安。直到播出的第二天晚上,柴静才主动打电话给妈妈。柴妈妈在电话那头说:“我昨天在邻居家看了节目了。”边说她边哭了——直到那个时候,她才知道柴静最近的几天里做了些什么。
但是柴妈妈并没有指责柴静,反倒帮她出起主意,她建议柴静采访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流行病学权威何大一教授,还建议她做关于流行病传染链的调查。后来,当柴静要去艾滋病孤儿村采访前,她给母亲打了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说:“去吧,妈妈支持你。”
柴静说,如果母亲狭隘一点,给她一些阻挠,她可能在做类似这样有危险的选题时,就不会太投入。现在,柴静会就她面对的一切都跟母亲沟通,比如何处理和领导、下属的关系,如何应对工作中的突发事件。母亲往往会以一个过来人身份,给她许多建议。
“非典”之后,柴静离开演播室,从主持人成为了一名调查记者。她坚信:“除非亲身抵达,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努力发掘,否则就不可能认识事实真相。”“做新闻要有笨拙的精神,不要不假思索,”她说要对评论有警惕,要对真相有洁癖。”
正是这种执著追寻真相、独立思考的精神使柴静对新闻调查有着独特的见解:真正的调查报道就是探寻未知的过程,是不断遇到障碍、克服障碍的过程。没有未知就没有调查。调查是以已知为起点的,不需要还原已知,而是探寻未知是什么。最精彩的地方往往就在你没有设计到的细节中。
对柴静来说做记者不仅是她的职业身份,也是自己生存的一种方式,因为调查真相就成为她的天职。柴静着迷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愿意静下心来沉浸其中,去领略那些撼动人心的地方,去体会黑暗深处的光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柴静的主持风格日渐成熟,她不再是那个在最初会炫技的主持人——“你看,我的问题多漂亮,我把对方问倒了,我赢了。”柴静深知这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现在的她经过不断的思考,明白了自己节目的重心。不轻易做出褒贬,要做的是细节的探究和幕后真相的挖掘,能让对方自由地表达,帮助公众得到尽可能多的真相。
真正了解到世界复杂性的柴静没有轻易责难和赞美的习惯,更多的是学会了宽容和体谅。今天的柴静是做新闻的楷模,这个昔日的文艺女青年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新闻斗士,永远独立地思考,永远与真相站在一起。
柴静坦言,三十年来她努力从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大的共同体中把自己剥离出来,离乡背井,就是为了找到自己。来京工作十多年的柴静至今仍然租住在一个一居室的小屋中,但她表示自己对此从来不在意,“生命不是一张属于你的床铺,生命有时就在一瞬之间”。
当有人向柴静提问:“柴静,你幸福吗?”聪明的柴静没有透露个人的感情生活,是用胡适的一句话来回答:“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只要在前行就好,偶尔吹点小风,这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