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因大学挂科成黑户：坐不上火车飞机 无法结婚

    他没有社保，开不了银行账户，签不了合同，坐不上火车飞机，只能借别人的名义租房，无法和相爱的女子结婚。张强觉得“黑户”这个词恶心，但现实中，他仍摆脱不了这个令他耻辱和自卑的身份。从1996年12月31日，他的身份证过期之日起，“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了空想，糟糕的生活已经纠缠了他18年。

    3月15日傍晚，在深圳大学门口，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从身旁驶过。“喏，人家可以自由考驾照、买车，我就不行。”他的脚步慢下来，声音也比前一个话题低了一档。

    他年近五十，在过去的十八年里，他生活的城市飞速地膨胀、奔跑着，而他的人生半径却被牢牢地界定。他没有社保，开不了银行账户，签不了合同，坐不上火车飞机，只能借别人的名义租房，无法和相爱的女子结婚，就连朋友很久以前寄来的包裹，他能做的也只有把邮政通知单连同其他最重要的文件齐整地收进文件袋，任包裹继续躺在哪个仓库的角落里……

    这与当初父亲给他取名“张强”的本意已远远背离。“就像一张引而不发的弓箭，一直是绷着的，很累。”他说。

    这一切源于那张长85.6mm、宽54mm、厚0.9mm，而他现在已经还不曾拥有的卡片。它不起眼，却有着官方给予的带着权威的名字：居民身份证。《南方周末》曾在2011年报道说，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这样的“黑户”在全国有1300万。

    张强觉得“黑户”这个词恶心，但现实中，他仍摆脱不了这个令他耻辱和自卑的身份。

    隐形人

    张强现在的住所，是在弟弟回东北老家之前，以弟弟的名义租下的。片区的警察跟他熟了之后，平时也开开玩笑，但遇到证件这个问题，就会不留情面地对张强说：“这是我的辖区，你不要给我惹麻烦！”

    当天是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天色渐黑，张强正往表弟打工的餐馆里赶。在深圳，这座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裕起来的城市，没有固定工作的张强每天都在认真考虑一日三餐吃什么的问题。而去表弟那不仅可以吃到好东西，还不用自己买单。

    走到离南山区政府不远处的时候，蓝白相间的移动警务室进入张强的视野，里面一名警察低头忙着什么。

    张强条件反射式地紧张起来。从1996年12月31日，他的身份证过期之日起，“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成了空想。2003年“孙志刚事件”爆发之时，张强也在广州，他清楚地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结果—— 那个年青人因为没带证件，被民警带走，后来死了。

    “这种事也可能落在我头上。”张强担忧。18年的时间里，他没少经历被查证件，地铁站、火车站，甚至是平淡无奇的马路上，随时会碰到的警察，避都避不开。

    十年前路经东莞市虎门镇时，张强搭乘的大巴被拦下，十多名戴头盔、配着微型冲锋枪的执勤警察要查验乘客的证件。

    张强第一次看到这种架势，他被叫下了车。报上身份证号码，对方查了之后说没有这个人，配枪的警察警觉起来。尽管不清楚将会面临什么，张强还是反过来安慰对方：“你们不用紧张，我戴眼镜的，对你构不成多大的威胁，如果识别不了我的身份，没关系，我把我的基本情况告诉你。”

    被叫来的领导看了看，放他回车上。外人很容易嗅到张强的“无害”气息：身材敦实，剪着板寸头，方脸上驾着一副黑框眼镜，喜欢穿休闲服装和运动鞋，文质彬彬—— 属于“读过书，有文化”的人群。

    但张强碰到过的警察，态度就有好有坏。好的，会为同事的傲慢向张强道歉；差的，招手喊一句“喂，你过来！”他说，就像“叫一条狗一样”。

    “我尊重他们，不会抱怨或不配合。”张强已经有一套相对明智的应对法则，且知道如何说服自己让内心保持平衡，“即使态度差，我也知道不是针对我，虽然心里不舒服，但也承受得了。”

    第一次进派出所的情形，张强记忆犹新。那是2012年的11月，夜里十点多钟，他被两名便衣从住所带上了车。这辆挂着普通牌照的小车穿过深圳科技园一条偏僻、没有路灯的道路，路边的工厂早已下班，不见人迹，便衣一左一右地将张强夹在中间，没人说话。张强想着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进派出所，治安队长就迎上来：“你怎么可以发这个东西呢，那是你说的话吗？”张强在微博上看到一些“领导的兄弟姐妹都出国，国外的身份都有了，我连个合法身份都没有。”顺手把它转到了一个QQ群里。

    问题出现在做笔录核实身份的时候。

    “叫啥名儿啊？”

    “张强。”

    “身份证呢？”

    “没有。”

    “身份证号码？”

    张强把仅有的已经过期的第一代身份证号码报给他。“人家都18位数你怎么就15位数呢？”这位姓沈的治安队长记下姓名、号码，转身到另一个有电脑的小房间。在东北出生、长大的张强听得出他的东北口音，原先悬着的心已稍稍平复了些。

    回来的时候，治安队长有点不高兴，态度严厉：“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名，你这事可大可小，你实话实说你叫什么名？你到底什么身份？”

    “我真的叫张强。”

    “那你拿不出证件。”

    “我拿不出证件也叫张强。”

    做笔录的治安队长在电脑上查找一番再次无功而返就火了：“你老实交代你到底叫什么。”声音尖锐。派出所里其他五六个人也都盯着张强开导：“看你也不像个坏人，做完笔录就可以走了，你快点说你到底叫什么，你到底怎么回事。”

    张强解释：“我没必要骗你们，我对法律至少是懂一点的，在身份这事上面我撒不了谎。如果实在不信，我给你们个建议，打电话去广州公安局天河分局核实，还有我以前读书的学校华南理工大学。再不行的话，天亮了我跟你们一起去学校。”他还把一些校领导的名字如数家珍地报了一遍。

    一直折腾到天快亮了，原本不能喝水、不能坐着的张强才得以由一名保安领着去上了趟厕所。张强听到一个警员在电话里跟另一端讨论，15位的年份不完整，加上“1”、“9”两位数，最后位用“X”代表。张强这才有了18位数的身份证号码，而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由15位升18位的规定，早已出台13年之久。

    走的时候，张强问警员，如果在外边再遇到警察查证件，报这18位数号码有没有效。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张强不想过多纠结于这个问题，只想着快点离开。当时的他还未曾料到，第二年3月因为转发了一幅漫画而再次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公安部系统还是找不到他的资料，他依然是个“隐形人”。

    他的律师李志勇后来分析，可能是公安部门有人失职没有将张强的信息报到公安部，导致公安部人口信息库里没有他的资料。

    张强现在的住所，是在弟弟回东北老家之前，以弟弟的名义租下的。片区的警察跟他熟了之后，平时也开开玩笑，但遇到证件这个问题，就会不留情面地对张强说：“这是我的辖区，你不要给我惹麻烦！”

    丢失身份

    这些年，张强面对警察时重复得最多的话，恐怕就是他在大学里因为一门成绩不及格怎么被误处理为退学，进而蝴蝶效应般地影响到毕业、户口、身份证，和现在的一切。

    十年间，深圳这个“改革开放之窗”要查的证件，已经从以前的边防证、暂住证演变到居住证、身份证，但终归离不开一个“证”字。张强因为没有证件引起的折腾经历，仍在各个角落重复上演。去年，在深圳南头，张强被守在路口的三五个警察招过去。像以往遇到的每次查证件一样，张强努力克制着心里的抵触、不安，花上十几分钟把没有证件的原因再次“背了一遍”。

    张强把各种重要的文件、资料按类别整齐地归在不同的文件夹里，然后放进一个红色塑胶文件袋，上边有蜘蛛侠的卡通图案。其中有一份是他所在的化工机械系党支部书记杨爱云1990年写给学生科的手迹，提到张强的“退学处理经复查有误”。这张泛黄的薄纸差点被张强丢弃，揉皱的痕迹依然清晰。他琢磨着要不要把这些重要的原件寄存在律师那，他担忧哪天在街上被抢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他身份证问题的“有效证据链”。

    考入华南理工大学之后，张强在1986年办了第一张身份证，那是中国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开始试行的第三年，上面注有“有效期限10年”的字眼。照片里的张强，留着当时流行的三七分头，20岁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张不起眼的卡片正在积蓄着足以改变他后来人生的力量。

    张强的大三，适逢上世纪80年代末理想主义澎湃的年代。开学复课后，一纸退学通知紧随而至，理由是他有一门必修课考试和补考都未及格。

    经学校教务处复查后，承认处理有误，改为1990年暑假结业。“结业”二字对于要强的张强来说，无疑是个耻辱。他找出了华南理工大学1990年的学籍管理规定，认为他有权利再补考一次。当时的系主任在张强的补考申请书上批注：请教务处领导尽量予以融通解决。张强不满，于是系主任又附了一句：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张强同学的申请。然后就没了下文。

    1990年的毕业季，张强一项项地办理了离校手续，拿到了6个鲜红的戳印，唯独膳食科“办理户口、粮食迁移手续”的格子里留了空白。张强自此成了一个人已离校、但户口仍留校的“空挂户”。

    学业结束后，张强没去成他第一、第二分配志愿的城市深圳、珠海。虽然这两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但关卡森严，入关得有边防证，且只有三个月有效期。张强留在广州进了一家美国人经营的贸易公司，但不解决户口问题。他被委以重任，虽然没有毕业证，但看起来和那个年代稀少的大学生一样，前景无限。

    1996年之后，张强的身份证过期了。他寄希望通过学校跟公安机关交涉，解决户口和身份证问题。他找过学校的党委、保卫处、教务处，以及几位校领导，得到的回应一致是他的学业已完成，须把户口迁出去。但张强坚持，在迁出户口之前，申请补考以及与之相关的“结业”还是“毕业”的判定，要先得到公正的回应。张强还找过系里负责毕业的书记杨爱云，但不耐烦的她叫来了校警队。

    近年，尤其是当初知情的系、校领导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遗留的问题更被搁置。去年8月，张强给校长办公室发了份快件，要求解决户口、身份证以及“伤害赔偿”问题，但他没收到回音。

    2010年张强参加了同学聚会，20多年前的老师如今还在世的，也都已白发苍苍。早几年，对那些处理其退学问题的老师，张强一直心存芥蒂。但十多年过去后，张强一一和他们合了影，面露微笑，就像其他平常的师生，其中就有杨爱云。那天，这位前系支部书记向张强道了歉，说对不起他。

    黑色生活

    因为张强上不了火车，从深圳到辽宁营口，一家人只能选择坐大巴。深圳—— 厦门——温州——上海——江苏——山东—— 河北—— 辽宁，这条长达3300公里的线路像一根藤蔓，顺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徐徐北上，逐省停留、换转。

    这个道歉没能扭转张强下滑的生活走势。2011年，他相爱十来年的女人选择了离开，也带走了他们的儿子。

    “女朋友”、“儿子”是张强最不愿触及的话题，状态不好的时候，提及这五个字眼就会令这个中年男人眼眶发红。他摘下眼镜，用一个指尖拭去眼泪，然后双手扣在后脑勺，把头深深地埋进双臂间。

    只有在春日一个周六的下午，借着点微微的醉意，他才收起往日的疲态，愿意谈及这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却最对不起的人。

    “她一米七二，长得很美，性格泼辣。”在描述女朋友时，张强的声音会变轻，脸上绽开略带羞涩的笑意。但因为没有身份证，张强没法和她登记结婚，即使这个姑娘在2006年成为了他儿子的妈妈，名分上也都只是“女朋友”。

    2010年左右，他带着母子俩回了趟老家。因为张强上不了火车，从深圳到辽宁营口，一家人只能选择坐大巴。深圳——厦门——温州——上海——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这条长达3300公里的线路像一根藤蔓，顺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徐徐北上，逐省停留、换转，尽管比较麻烦，但至少可以休息，不会那么辛苦。回一趟老家单程要耗去整整一个星期，而如果能坐火车，32个小时就能到达。

    儿子小，适应性比成年人好，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渴了就喝，一路上觉得很好玩。令张强佩服的是，女朋友也挺能吃苦。她曾经跟张强说过还想要第二胎，生个女儿，她不怕辛苦。

    但是不留情面的现实，赶在这个憧憬中的女儿之前一次次地撼动着这个家，直至它开裂、破碎。有了孩子仍没法登记结婚，这令张强的女朋友在娘家里、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准生证是她挺着大肚子花钱设法办的假证；张强没有身份证，所以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孩子的生活费学费也只得她来筹；由于“非婚生”，儿子上不了户口，她不愿儿子步他父亲的后尘，在一次次地跟张强抱怨、发脾气之后，彻底引爆了这个家庭结合之初就埋下的危机。

    张强没有去争抚养权，“我没有话语权，如果他跟我在一起，户口问题我解决不了，学校问题我解决不了，好像谈判一样，我没有谈判资格，上不了桌。”

    他的心里都是愧疚：“我对不起他们娘俩儿……”即使在两人吵得最凶的时候，张强也只能不断地赔罪，说你打我几下，然后把肌肉绷紧去迎接落下的一连串拳头。

    儿子随妈妈去了惠州，离深圳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张强见他的机会并不多。如儿子所说“我现在有两个爸爸”，母子俩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去年交齐了29768元的社会抚养费，儿子才上了户口。

    “这辈子都毁了”

    对于媒体来采访，张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他不止一次地问记者和律师：“我没有身份证没有证件，曝光了，警察把我当‘三无人员’抓起来，有冤没处申怎么办？”

    在他的家庭分崩之后，表弟张武（化名）就再也没从张强那听过这种爽朗的笑声了。

    张武是个圆脸、壮实、耿直的人，每天有14个小时在深圳南山区一家北方风味的餐馆里，替老板打理一切，十年如一日。张武的老婆、孩子都在东北老家，但他已经有两年没回去。365天都是餐馆、员工集体宿舍两点一线。

    即使到餐馆里找工作，也得拿身份证。张武很明白，没有身份证意味着什么。虽然仅初中文化水平，张武与张强没有太深入的沟通，但对于表哥的遭遇，他都看在眼里，心里也不好受。

    张武提供的帮助朴素而直接。他对张强说：“没睡的地方就到我这睡，没吃的就到我这吃个饭，我的衣服有什么你喜欢的就拿着穿。”今年的年夜，他发信息告诉张强，如果他没地方呆，可以上餐馆里跟他一起过年。

    张强本是老家里难得的大学生，算得上“秀才”。“按正常说，他要是有身份证的话，也许都是企业高管，甚至都出国了，或许是我借他的光、他帮助我呢。”

    在张武谈论他的时候，张强会低下头去，不说话，或者避到隔壁的房间去。

    近年，张强努力收起偏激的姿态，有意识地保持着理性、平静。除了家人、律师，很少有其他人知道张强的经历。他怕如果其他人知道了他是“黑户”，他们本来平等的关系会失衡。他也自知，他倒出来的都是苦水，别人会听得不耐烦。

    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钻研律法上，“天赋人权”、“自由”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户口登记条例》《居民身份证法》等国内涉及户口、身份证的法律规定他都已门儿清。

    在自学法律的过程中，他还发现：1954制定的《宪法》里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1975年、1978年、1982年修订后的宪法都不明确这个问题了。

    去年看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实这个条例从2008年5月就开始执行了——之后，张强重新燃起希望，分别给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公安分局、五山派出所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寄去了特快专递。只有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给了答复：迁回原籍后再办理其他相关证件。

    而李志勇律师的看法是：在张强把户口迁出广州之前，公安机关还是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先把身份证给他办下来，迁不迁户口是第二步。张强希望通过律师，分步找学校、公安机关把这个纵跨30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对于媒体来采访，张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就像跟他接触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性格里一些矛盾的地方，较真认死理，又夹带着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者的敏感和怯懦。他不止一次地问记者和律师：“我没有身份证没有证件，曝光了，警察把我当‘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抓起来，有冤没处伸怎么办？”

    对公安部门多年的忧惧仍未消褪，张强不愿意跟他们接触。李志勇律师建议他：“积极点好，保持沟通，有什么需要、想法说出来，尽量让这个事情得到好的解决。”

    有时候，张强的目光会穿透过玻璃窗定焦在远处，一个个地名从他的嘴里流淌出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玛雅文明，“五月花”号在美国停靠的港口……好像他的胸中已经烙有一幅清晰的地图，只差出发。

    他曾经设想着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干出一番事业，再进一步去美国、欧洲好的大学读研究生。但如今已经年近半百，那些同学的孩子都出国留学了，他最初的设想仍然只能在大脑中漫游。

    在向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发出信息公开申请函一周之后，3月14日，李志勇接到了广东省公安厅的电话。不过，即使新的身份证能马上很顺利地办下来，张强作为一个男人为事业打拼、为家庭守望、靠奋斗证明价值的黄金二十年已然错过，而且无法重启。

    就像张武说的，“他这辈子都毁了，事业、家庭都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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