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留学之冲突与交融：后回归时代的港人恐惧

    普通话点餐，牛排小一圈

    在香港的德民街，有家卖车仔面的小店生意很火。26港币（约合人民币20元出头）的价格，分量和味道却都难得的实惠。从楼房二层支出来的店铺牌子已经有点掉漆，这家店显然已经有些年头。

    店员是几名香港本地的中年女子，工作风格也是典型的香港范儿：顾客要是对想吃什么稍有犹豫，负责煮面的店员就会用铁勺子敲敲锅沿，对着你翻翻白眼，不耐烦地吐出：快点！

    我差不多每周都都会光顾一次，并且一直尝试用自己蹩脚的粤语和她们交流，庆幸的是也还从未出现比较大的沟通障碍。不过就在最近的一次，我犯懒了。

    “一碗米线，加青椒虾滑、墨鱼丸和鸡翅。”我用普通话点了次餐。

    “食乜?，细佬（小伙子，来点儿什么）？”店员似乎没听清楚，于是我又用普通话重复了一遍。

    她一脸困惑，忙向旁边的另一名店员急声说道：“来来来，听唔明普通话（听不懂普通话）！”

    另一名店员的普通话也不算好，不过交流还是没问题的。买卖总算做成后，这名店员对着之前不懂普通话的店员大声说道：“带你去大陆玩玩你就听得明?！”

    她似乎有点得意。不过在将米线端给我之前，这名能懂普通话的店员，用镊子将碗里的三个鸡翅夹了一个出来—在这之前，鸡翅都是三个。

    “得啦细佬！”她将米线端到我面前，立马继续招呼下一个客人。这次，她用的是广东话。她并非孤例，来到香港半年，我遇见过不少像这名店员这样，将顾客以普通话与广东话区别开对待的香港人——有的餐馆更夸张，他们会在点餐单上写明“说普通话”，然后端上来的牛排就会比平时小上一圈。

    讲广东话符合香港核心价值？

    香港人似乎对普通话有一种很生硬的警觉感，越是在市井的街区，这种警觉就愈加明显。然而关于普通话与广东话最有话题性的一次冲突，却发生在香港的大学校园内。2013年10月，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称，香港城市大学中文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出事了：内地学生在明确知道相关课程授课语言为粤语的情况下，在课堂上要求老师用普通话进行授课；同时上课的香港本地学生对此不满，引发了双方的言语冲突。

    我正好也是从内地来到香港城市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的一员，所以关于这则新闻被夸大了多少，有更接近事实的判断。更准确的消息是，当时正值城市大学校董会选举，一名香港本地候选人（同时也是在读研究生）通过本地网络论坛和媒体散布了这条消息，希望以此获得更多来自香港本地学生的选票，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便是“恢复香港核心价值”—尽管如此，所有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让他在竞选中获得成功。

    我见过这位候选人一次。当时正值校董竞选的冲刺阶段，那天晚上的最后一门课下课后，他等在教室门口，用广东话和不太熟练的普通话交替着向陆续走出教室的同学们讲述自己的竞选纲领。下课的同学们三三两两，应付地回应着他，或者干脆加快脚步未予理会。人群在他左右两侧分流，一时间他不知道该具体去劝服谁，但口中还是机械地念着自己的竞选口号，用的是他的母语广东话。人群很快散去，他停了下来，无奈地垂了垂手。

    当天晚上，我看了下他的Facebook主页。在页面上，他不停陈述着城市大学研究生会（主要成员是内地学生）的“腐败”、“不作为”和“滥用公共经费”，言辞激烈而绝对。他建立了一个名为“光复城大研究生会”的Facebook社区。不过，这些所有的内容只收获了三条评论。

    后回归时代的港人恐惧

    事实上，对内地持有群体情绪的香港年轻人不算少，甚至有部分直称自己为“激进右翼青年”。在“占领中环”的运动中，他们是主要力量。那种对于大陆的“生硬的警觉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也最明显—他们几乎反对一切与内地有关的人与物，他们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并转发“普通话让人智力下降”的论断；他们会穿上同样颜色的T恤衫，在小巴和地铁里汇向中环。

    香港人将“狮子山精神”视为香港的文化内核，即“不管发生什么，努力就定有收获”的“敢做（can-do）”精神。香港在英国管辖时期建立了完善的商业社会秩序，英式的“重商主义”定义了香港的社会逻辑，而财富的积累代表了更好的机会与更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香港社会在这样的模式运行下，形成了一种自信的社会心态。

    但从地理概念上讲，香港的体量太小，因此香港社会注定需要在不断的调整中去被动地应对周遭的变化，并从中寻找可能的机遇。这也不难解释类似于李克勤的《红日》以及Beyond的《海阔天空》为何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文化产业巅峰时期成为招牌产品—他们唱的就是香港，带着骄傲。

    很难厘定香港的社会心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点一点转变成现在的样子，度量“狮子山”精神如今在多大的程度上引领着香港也绝非易事。在学校的个人发展课程上，主讲《冲突管理》的老师在讲述她的亲身经历时，给了我一些启发。这位老师是一名中年女性，香港人，她说：“念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香港未来会回归。但后来内地政府在一些事件的处理方式上，让我们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到悲伤与愤怒。当然，最深层的是一种恐惧。那实在不是处理冲突的最佳方式。”

    被警觉的大陆人民很包容

    中国大陆经济的增长以及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于依靠金融与贸易的香港来说，在巨变面前再次调整是唯一之选。这次调整更关键的或许是心态的调整，当然这并非易事。在许多香港企业的招聘条件中，“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和“愿意在内地长期工作”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指标，而香港的年轻人因此承受着巨变引发的最主要的冲击：他们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却不一定握有本就越来越微弱的比较性优势。在一次经济学家论坛上，惠誉的一名代表便表示，香港可能会大陆化，也可能会更加国际化，但属于香港本地的部分，恐怕会越来越少。

    自信缺失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存在感算是一种社会化的本能，而对于大陆的这种“警觉”，正成为一部分香港年轻人社会心态中的膝跳反射。

    大陆年轻人对于这种情况，展现出的则是宽容与主动。开学不久，一名城市大学的内地新生在新浪微博上开通了名为“城大福利社”的微博，提供许多租房以及学校公共资源等信息，便于内地新生快速适应。由于微博头像使用了城大校徽，在香港本地论坛上出现了类似“内地学生假冒校方”的帖子，该生本科期间担任过校党支部干部的历史也被论坛的朋友晒了出来，引起论坛内各种讨伐。这名内地新生很快注销了微博账号，他说“我会学习适应这样的政治氛围”。平均主义分配资源，这并不符合现今世界的丛林法则。我很好奇那名校董竞选的本地候选人在得知自己落选时，会有怎样的反应。有一点很确定，他会继续抗争，即使微小到像米线中的那一个鸡翅，也终究是他的一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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