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宋子文（中）、宋子良、宋子安（右）三兄弟在纽约过圣诞节。

　　位于文昌市昌洒镇古路园村的宋氏故居。 张杰 摄

　　1942年圣诞节宋氏三兄弟合影。左起：宋子安、宋子安夫人吴其英、宋子良夫人席曼英、宋子文、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宋子良。

　　继2009年4月在海南文昌举行“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时隔五年，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又再次聚集海南海口，围绕“宋氏家族精神遗产及其价值”主题展开关于宋氏家族的学术研讨。

　　翻阅专家学者们提交给大会的论文集，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关于宋氏三兄弟的家国情怀，专家学者们不但提出了题目，还尽可能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其中，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还涉及到了海南的近代历史，尤其是民国以来海南在建设、开发、发展中取得的进步和遇到的曲折，他们的研究让人对海南的近代史有了更为客观全面的了解。海南日报记者特别梳理出部分专家对宋氏三兄弟的研究，以飨读者。

　　“这是一次呈现新的史料和新的观点最多的专题研讨会之一。”近日，参加“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顾问何大章接受海南日报记者记者采访时说，这次研讨会包容性很强，论点有了很大的变化，视角更加开阔，“过去的研究在思想上有所禁锢，这次大家思想的开放度有很大的变化，现在开始讲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在哪些方面对国家有功绩，宋美龄在妇女儿童工作方面做了哪些，而过去只肯定了宋耀如和宋庆龄两个，其他的则一带而过。现在这个问题开始打破，大家开始回到历史客观，从文献、文物出发，更强调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研究。”

　　宋子良与南侨机工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条特殊的公路———滇缅公路。这是一条战争的生命线，1939年至1942年期间，滇缅公路一共抢运了50多万吨军需物资和15000多辆汽车，还有那些无法统计的其他物资及用品。据战后统计，抗战中，中国军队的物资和装备几乎有一半是通过滇缅公路运进来的。而运输着这些物资的汽车，正是由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及其他司机一起驾驶的。在这份沉甸甸的功绩簿上，有宋子良及宋子安两兄弟浓重的一笔。

　　“在有关宋氏家族三兄弟的报道中，由于宋子良、宋子安的工作经常是宋子文的助手，所以对他们在历史上的业绩往往被忽略了。而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自有其独特的地位。”在研究宋氏家族时，海南大学教授唐玲玲对较少有人涉及的宋子良、宋子安两兄弟如此评价。近些年来，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夫妇对宋氏家族成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多次到国内外搜集有关宋氏家族成员的资料，编著了《宋耀如年谱》一书及撰写了多篇关于宋氏家族成员的学术论文。

　　据唐玲玲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沿海口岸及对外交通先后沦陷，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在这种危急时刻，国民党政府决定开辟滇缅公路。1938年，滇缅公路动工。按照规划，这条公路沿途要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要横跨水流湍急的漾濞江、澜沧江和怒江，要穿越人烟稀少的“烟瘴之地”，险恶的行车环境，非熟练的司机和机修工难以胜任。此时，宋子良临危受命，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总经理处主任一职，负责筹划让滇缅公路这条关系国家安危的抗战输血管活动起来。

　　但是，当时国内的这样技术娴熟的机工十分匮乏。国内找不到人，就把目标放到国外。紧急时刻，宋子良选择向爱国侨领求助。1938年7月，宋子良通过西南运输总经理处驻新加坡分处的主任陈传平致函身在新埠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求其在南洋华侨中代为招募各种熟练技术工人，尤其是后方运输线上急需的驾驶人员。为确保招募一事稳妥进行，1939年初，宋子良又致电陈嘉庚，表达了希望陈嘉庚能代为招募华侨机工回国以救国家燃眉之急的意愿。随后，宋子良又专程到新加坡与陈嘉庚面商招募事宜。

　　1939年2月7日，南侨总会发出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一声号令，许多热血的华侨机工纷纷报名，放弃在海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加入支援抗日战争的行列。短短几个月时间，九批约3200余名南侨机工应召前往滇缅公路服务。

　　繁忙的招募和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后，负责西南运输工作的宋子良还需要解决运输队所需经费，机工受伤医疗处所，车辆运行中的加油站、停车场、修机厂等等诸多相关问题。而在当时，处于抗战混乱中的中国，国民政府各个机关自立门户，无法统一办事，而运输处又存在组织过于庞大、系统混杂、职责不专一等诸多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宋子良开展工作很是艰难。1941年，宋子良积劳成疾，急需开刀治疗。在这危急关头，蒋介石委派他的表弟俞飞鹏前往接替，宋子良才离开昆明回到内地就医。

　　宋子安与中国远征军

　　不仅仅是宋子良为滇缅公路的运作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最年幼的宋子安也与他的哥哥一样，积极投身维持和经营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条国际交通线。

　　据涉足研究宋子安生平的海南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王新芒介绍，1942年春，宋子安到昆明担任西南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当时，日军为了侵占东南亚地区和从侧翼进攻中国抗战大后方，在出兵攻占了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后，重兵侵犯缅甸，占领了缅甸的中部和南部。为了保卫滇缅公路和抵御日军对缅北的侵犯，应驻缅英军所请，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前线战事吃紧，后方的物资必须尽快运抵支援部队。接到命令后，尽管知道此行艰险，宋子安仍然决定亲自率领23辆装满物资的汽车赶赴前线。

　　正值雨水丰沛季节，路况复杂凶险，沿途泥石流不断，在险象环生中，宋子安带着车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抵达中缅边境。正当宋子安指挥车队穿越国界时，突然有4架日军轰炸机来袭。很快，有几辆运输车被击中着火，人员出现伤亡。而此时，押车的士兵由于没有防空武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看到这种情况，不顾敌机的轰炸扫射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生命危险，宋子安站到车上，大声下令押车士兵用手中的枪直接向日军轰炸机还击。在他的指挥下，当日军飞机第二次俯冲准备轰炸时，迎面而来的是中国士兵枪口中喷射出的密集子弹。猝不及防中，有一架日军飞机被击中，冒着黑烟摔了下来，其余几架飞机见势不妙，仓皇逃走。宋子安率领着车队及时把物资补给送到了前线，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首战成功提供了物质保证。

　　宋子文与海南岛开发

　　宋家的故乡在海南，宋家的“根”在海南。无论何时何地，宋家的人都深深认可这一点。

　　1936年12月宋子文回家乡文昌，图为宋子文、宋子良等步出海南机场的照片。

　　宋庆龄与宋子文、宋美龄在美国波士顿合影。 　　

　　“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希望我能转告有关方面，如果宋氏祖居文化园项目动工，他一定带着母亲前来参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为了研究宋家，曾多次与其家族成员接触，并与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朋友。吴景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虽然目前宋家后人分布在国内外各地，但对文昌是“家族之根”很是认同，“他们对故乡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很重视。”

　　此次学术研讨会上，一系列有关于宋家兄弟为开发海南岛做出种种努力的论文资料，也印证了吴景平的话。

　　“父亲嘱咐，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认祖宗，见父老，现遵父之嘱，兄弟第一次回故乡，同父老兄弟众乡亲见面，非常高兴。”“我们琼崖人很像欧洲爱尔兰人，在家乡无容身之地，只有向外以血汗换衣食，此种不甘坐以待毙、飞渡冒险的毅力，便是我琼崖人真正的魄力。”这是1936年12月宋子文回到故乡文昌时曾发表的讲话，自豪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时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宋子文和时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的宋子良到海南视察，是带着开发海南岛推动故乡发展的宏愿而来的。宋家兄弟的海南之行，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引起了各界对海南开发的广泛关注，相应的开发计划和措施随之都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可惜的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在炮火声中不得不中止。

　　但是，开发故乡海南岛的宏愿，一直埋藏在宋家兄弟尤其是宋子文的心中，不曾淡去。一有机会，他就想付诸实施。

　　抗战胜利后，由于与蒋介石在政见上产生矛盾，1947年3月，宋子文辞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一职，改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开发时受广东省管辖的海南岛，又再次列入了宋子文的工作计划中。

　　周伟民、唐玲玲两位教授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了档案馆里收藏的1947年至1949年间宋子文的有关档案，并据此研究了宋子文这段期间对海南岛所做的工作。

　　《关于海南岛发展的通报》、《关于月灵港的发展建议》、《关于海口建设的建议书摘要》、《海南岛农业以及轻工业发展计划》、关于在海南建设现代化盐场的指示文件……周伟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档案中有许多文件都与海南岛相关，“宋子文意在海南岛举办实业、艰苦创业的宏图，在这些文件中可见一斑。”

　　对于抗战胜利后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宋子文有一个全盘的规划，“经济特区”、“发展要惠及海南本土居民”、“农业是资源开发重点”等想法贯穿其中。《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份文件中提出，“海南岛处在一个很特殊的区域，在国家提供支持下，由海南岛自己制定计划及发展自由企业。将海南岛建设成一个民主模范岛，在这片海岛上，每一寸土地都会被海南岛计划委员会利用。原始森林、荒山、洼地、河流、溪水都会被纳入这项宏伟的模范事业中———再造海南岛成为‘太平洋的天堂’。”同时，文件还提出，“在制定计划改善海南岛整体人口的经济状况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现状：有250万的中国大陆移民和20万的原住民居住在海南岛上，经济发展计划必须惠及海南岛的原住民和中国大陆移民。”

　　除了制定整体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实施各项产业发展计划以外，宋子文还为积极开发海南岛广揽人才。“密遵属物色主持开发海南岛人才，查林继庸君原在经济部继任新疆建设厅长，现任广州区经济部特派员。能力、操守均属上乘，办事有魄力，惟就会稍粗耳！……”从这封下属发给宋子文的电讯中，可见其求贤的用心。

　　宋家兄弟的桑梓情怀

　　宋家兄弟不但从政府工作层面上推动海南岛的开发，还动用其家族的特殊影响力，亲身参与支持海南的经济、教育事业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海南人想组建海南银行，并打算邀请宋子安担任董事长。宋子安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就任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经理、中国国货公司董事、广州银行董事会主席等职务，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在收到同乡陈质平的邀请信后，宋子安随即致电宋子文征求意见，电文中提到，“现有海南企业公司愿与我方合资办海南银行，由我方主持云云。带着桑梓福利，似应玉成其事，哥意如何，……”

　　周伟民和唐玲玲现阶段对档案的研究中，并未提及这一海南银行最后有否建成，但宋家兄弟的桑梓情怀由此可见。

　　宋家兄弟还热心于推动海南教育事业的发展。1947年，私立海南大学创办，开启了海南历史上创建高等教育的先河。而这背后，有着宋家兄弟的身影。

　　1946年6月9日，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海南籍革命元老陈策广邀同乡集议，决定筹备成立“私立海南大学”。为了扩大影响力，大学筹备委员会联络了445位当时的政学军商界名人为创校共同发起人，由宋子文领衔。大学成立董事会后，宋子文被推举为董事长。

　　虽说众人办学的热忱满腔，但私立海南大学在定址办学过程中，也遭遇了重重波折。

　　按照当时中央政府的行政规定，私立学校必须经过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开办，否则不准招生。但由于建校心切，私立海南大学董事会于1947年秋成立后，未经立案，即于当年11月8日招生开学，到第二年5月才拟妥文件，申请立案。这个当时看似并不严重的程序问题，却险些让刚刚成立的海大失去办学资格。

　　此时，宋子文、王俊、颜任光三人分别亲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详述特殊环境下不得不先成立而后备案的苦衷。宋子文在信中说道，“对于备案与请求开办两事，时间上或似稍迟，事实上乃是负责者之重视部令，遇事必俟实在做到，……兹因梁副校长大鹏晋京之便，特嘱趋前面陈经过。届时尚希赐予延见，并请对于备案事，提前核准，……”

　　经过多方努力，1948年9月7日，教育部准予私立海南大学董事会立案。1949年8月中旬，教育部正式批准私立海南大学本身立案。宋子文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威望积极帮助化解困难，为这根海南高教的“新生嫩苗”助长。

　　大学创办成功之后，宋子文曾以董事长的身份到校视察，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据台湾学者王国璋回忆，他曾听梁大鹏副校长说过，宋子文有一次返校视察，当飞机飞临海口上空时，他指着海大校园对一位美国贵宾说：“This is my university.”可见他是多么以创设海南大学为荣。

　　“在胡佛研究院保存的宋子文档案中，有关海南的资料十分丰富，对于近现代海南历史的研究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周伟民略微有些遗憾的表示，可惜档案中的材料很大部分是英语，目前仅翻译出很少一部分，“大多数还须待今后继续翻译及进一步发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