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笔下的五四运动。

　林长民与女儿林徽因。

　五四大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

　曹汝霖

　陆宗舆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政府加入了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参战。一战结束后，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联合组成代表团，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分参加巴黎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但和会不但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而且还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了国人的愤怒，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高潮和标志，多年以来，人们对其耳熟能详却又知之甚少，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早有策划？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林长民的公开信

　　和会期间，梁启超以学者的身份在巴黎考察。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梁到巴黎后，“少留观察和会情形，并代表中国为舆论之鼓吹。”后来梁启超探听到消息，英、美、法诸国决定同意日本的方案，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梁启超建言总统徐世昌，绝不能接受这样的和约，但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却主张签字。梁启超随之又致电北京外交协会，建议政府“严责”全权大使，一定不能签字：“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1919年5月2日，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物主任、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书》，将这一内幕公之于众。林长民此文短小精悍，仅300余字，但内容丰富，慷慨悲壮，不妨转录于下：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的公开信如火上浇油，点燃了全国百姓心头的怒火，几天后五四运动爆发，交通总长、著名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赵家楼公馆被愤怒的学生焚毁———难怪有人说这把火其实是林长民点燃的。

　　曹汝霖把林长民对自己的攻击，归结于两人之间的一些小过节，多年以后，他在《一生之回忆》中如此写道：“至街头演说之人（指林长民），与我虽非交，亦非泛泛……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那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

　　当然，这是曹汝霖的一家之言，不妨姑妄听之。其实今天我们都知道，梁启超和林长民之所以将巴黎和会上的这些内幕公诸于众，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与当时掌权的皖系段祺瑞集团有矛盾，便拿段氏心腹曹汝霖开刀。另外还有个细节需要交代一下，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儿女亲家，林长民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女林徽因。

　　曹汝霖的回忆

　　1919年5月4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曹汝霖当时藏身何处？学生们又是如何火烧赵家楼的？多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曹汝霖在回忆录中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中午，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宴为回国述职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洗尘，出席作陪的有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宴到中间，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说，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游行示威，攻击曹、章、陆等人卖国，请诸位在总统府暂歇，不要出府回家。

　　学生们为什么攻击曹、章、陆三人呢？原来他们都是晚清留日学生，回国后参加对日交涉，在北京官场素有亲日之名。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曹汝霖和陆宗舆都身当交涉事宜，后又经手日本西原借款；章宗祥则与日本签订了胶济铁路及青岛问题换文等一系列文件，并且在青岛问题换文中使用了“欣然同意”一语，成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缘故，曹、章、陆当时被国人视为卖国贼，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

　　散席后，几人先到钱能训办公室稍坐，后来便各自回家，章宗祥随曹汝霖去了赵家楼曹宅。

　　赵家楼位于北京东长安街北面，原是明代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的凉亭似楼，故名赵家楼。曹汝霖搬到这里后，又稍加整修，当时约有50多个房间，分东西两院。西面是中式楼房，曹汝霖自住，东面是西式平房，由曹汝霖父亲曹成达居住。

　　曹汝霖与章宗祥等人正在客厅说话，忽听外面有学生呐喊喧哗，声音越来越近。奉命保护的警察连忙用木板石块之类的东西堵门，曹汝霖一位朋友问堵门何用，警官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学生，警察连警棍都没拿，所以先把门堵上。这时曹父见情况不妙，连忙让曹汝霖和章宗祥躲避，曹藏进与卧室相连的一个箱子间，章宗祥则被仆人领到了相对隐蔽的地下锅炉房。

　　不一会儿，曹汝霖便听见学生们涌进家门，问曹某人哪里去了，后又听见砰砰蹦蹦的玻璃碎声，瓷器扔到地上的声音，以及翻箱倒柜的声音；学生们又到曹父房间，将橱子里的燕窝银耳等补品践踏粉碎；最后把汽车捣毁，将客厅、书房浇上汽油点燃，刹那间赵家楼变成一片火海。

　　章宗祥听到上面火起，出来查看，学生们误以为是曹汝霖，逮住一顿暴打,用铁棍猛击章宗祥头部，如果不是章的一位日本朋友将其拖到对面一家油盐店躲避，恐怕有性命之忧。全身伤及多处，幸亏只是轻微的脑震荡。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打人放火的学生早跑得无影无踪，只抓了几十名未及躲避的学生。曹汝霖在书中写道：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下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后吴镜潭（吴炳湘）来，问他逮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声，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都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将曹汝霖的文章与其他参与者的记忆相对照，我们发现主要情节基本一致，这说明曹的回忆是可信的。

　　谁烧了赵家楼？

　　到底是谁先动手烧了赵家楼？近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说法不一。据说事后警察调查也没有结果，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反正放火烧毁曹宅的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一直平安无事。

　　匡互生是湖南邵阳人，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据游行参与者回忆，当时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段锡朋是北大领队，匡互生是高师领队。5月4日恰好是星期天，政府机关都休假，没法请愿，于是学生们便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不巧那天美、英、法、意的驻华使节都外出了，除美国使馆接受了请愿书外，其他几国都没有接待。请愿无门的学生大失所望，情绪不免有些激动，这时有人高呼：“到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队伍便直奔赵家楼而去。

　　大部分学生对赵家楼根本没有印象，也不知道为什么去那里，参加游行的王统照回忆说，当时人们纷纷询问：“赵家楼在哪里？”“谁住在赵家楼？”只是随着走而已。

　　到曹宅后，匡互生第一个跳进院子打开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一直主张温和处理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控制不住局面了。北京高师学生俞劲后来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说：“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系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俞劲文中的“某君”就是匡互生，段锡朋发现他要点火，出来制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回敬说：“谁要你负责任！”后来的事实和资料都证明，匡互生就是火烧赵家楼的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

　　赵家楼的烈火让曹、章、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后三人虽然都远离现实政治，但在历史上已永远留下了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