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中校”：独立学院规范发展最难啃骨头
“北师大珠海分校没有任何投资人进来同样办得挺好，招生都在二本线以上，国有资产怎么转为民办？”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对独立学院“非公即民”的做法表达了不同意见。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中山学院院长徐建华等人。徐建华介绍说，该学院前身是1986年建立的中山大学孙文学院，1995年改成省市共建的中山学院，2002年改为现名，由中山市政府和电子科技大学合作建设。
据知情者透露，为让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等国内少数几所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的学校，即没有投资人的高校达到教育部(微博)26号令要求，有教育部官员到校指导时出了一个主意：可以引入一个社会出资者，否则就不是民办机制，不得按民办学校的标准收学费。
“非得让我们去找一个投资人来 打架吗？”有学者说，“投资人和学校在办学上的价值取向有冲突，没有这个必要”。
部分省份连夜“超生” 一些独立学院成“怪胎”
有关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披露独立学院政策被异化的过程时说，独立学院最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自己审批。因此，没有什么规则可依，审批管理比较混乱。
东南大学(招生办)1997年按招生比例的2%，在高考落榜生中录取一批学生进行成本收费，学生4年通过全部课程颁发毕业证书。获悉相关信息后，南京大学(招生办)、浙江大学也去教育部申请了不等的指标。
1998年全国两会期间，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指出这是“乱收费”，教育部学生司叫停了这种“宽进严出”的试点。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就把报告送给分管副省长。
分管副省长表示，江苏省连续几年扩招1万人需要有载体，此举很好。建议说，第一，你们不要在落榜生里招，干脆纳入省招生计划在第二批次中招；第二，不要只是东南大学、南京大学这样搞，其他学校也可这样办。所以，该省1999年就一下出来了12所“校中校”。
到了2003年，教育部意识到这种无序状态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带来的危害，决定从2004年起把独立学院审批权上收到教育部。就在独立学院审批大权上收的前夕，部分省份连夜“超生”独立学院。
“真牛气，在短短时间内就审批了20多所独立学院。”引用一位知情者的话说，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紧急通知每所高等学校，必须马上注册成立一家公司，申报合作举办独立学院。
授予独立学院举办资格与招生指标，就相当于给普通高校派发了一个“红包”，给了一条财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陵学院董事长黄飞健表示，江苏省的情况则更为特殊。“省内25家独立学院大部分是母体高校投资，另有10多所高校的二级学院连户头都没有，也直接招生。”
据知情者透露，金陵科技学院龙蟠学院、南京晓庄学院行知学院、淮阴工学院江淮学院、淮阴师范学院文通学院、盐城工学院博雅学院、盐城师范学院黄海学院、常州工学院延陵学院等二级学院，依附于母体高校并颁发母体高校的证书等。
从竞争业态来看，“校中校”在高考第三批次招生过程中，对民办高校具有超强的杀伤力；从教育教学资源来看，“校中校”完全依附于母体高校少有的实验设备、图书资源、体育设施等，对母体高校学生来说十分不公平。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说，在高等教育资源普遍紧缺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和高校探索举办具有民办性质的二级学院。这些二级学院并没有经过教育部审批，相当一部分是高校自己试办的，有一些是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的。
谁是“校中校”幕后最大的老板
“较之北师大珠海分校、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浙大城市学院等，高等学校 校中校是另外一回事。”钟秉林说。
据东部某教育行政部门高等教育处一位副处长介绍，公办学校出资、民营机制收费的“校中校”之所以遭到民办高校抗议，很重要的因素是它们戴着“红帽子”、含着“金钥匙”出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不断压缩民办本科高校生存空间。
据了解，对公办大学的“校中校”及其衍生出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教育部纪检监察部门曾派出队伍调查，部分省（市）的公办高校有所收敛。
湖北省是国内拥有独立学院最多的省份之一，独立学院兴起与政府对高校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有关。据统计，该省1999年经费总支出120.15亿元，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68.02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全省GDP的1.76%，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2.75%。人均教育经费总支出202.1元，在全国排第18位，1999年普通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6.32亿元，占预算内教育拨款总支出的12.55%。
“不创办独立学院，母体学校都难以活下去。”知情者说，三峡大学新校区建设产生欠债，由三峡大学、宜昌市政府及宣昌教育实业开发总公司在2000年合作举办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每年返回母体高校资金约1亿元，极大缓解了三峡大学发展的困难。
由于历史原因，福建省内高校不多、校园面积达不到办学标准。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建设新校区以扩大办学规模成为首要任务。同时，政府不可能拿出足够经费就出台政策，高校办独立学院的收入用于还新校区建设的贷款。
贵州省独立学院办学初期的目的也是为解决公办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贵州财经学院商务学院创办初期招收的省外生源占60%以上，每年交母体高校7000万至1亿元。遵义医学院医学与科技学院原院长吕斌说：“没有独立学院，贵州的高等教育还要落后20年。”
“校中校”改革提议未获得省级层面积极响应
自“校中校”出现以来，就一直成为高等教育界人人喊打的对象。许多民办高校期望教育部26号令对这个特殊群体“切一刀”：要么回归母体高校，要么转办或停办。
部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独立学院院长则说：“教育部26号令只适合经济发达、财政状况好的东部省份少数独立学院；对于中西部地区 一刀切严格执行的话，将使一部分学生失去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造成中西部省份本科入学人数在某个时间段出现大的波动。”
以中部某省为例，2013年高考录取率达到80%左右，其中本科生录取率约占40%；独立学院约占本科生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若把独立学院招生指标全部压到一二批次录取的普通高等学校去，省级财政根本不愿意这样做。
“教育部所属高校生均财政经费拨款是地方高校生均财政经费的3倍甚至更多。”部分院长向本报记者透露，在湖北、湖南、江西以及一些西部省份，很多时候不是普通高等学校要举办独立学院，而是省级财政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高等教育规模。
目前，江苏省独立学院在校生约占全省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5%。苏州大学原副校长殷爱荪说，不管各个独立学院办得如何，这块规模效应不可能不要。如果独立学院都按规定不办了，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马上掉下来。人大代表就会问怎么回事？省长根本吃不消。
现在出现一种“假回归”的现象，即“校中校”回归母体高校变成公办的二级学院，一边享受公办高校的经费拨款，一边继续划为独立学院体系，按民营机制高收费，所收学费进入母体高校账户。据东部地区一所学院党委书记透露，治理“校中校”的最大阻力与困境在于，母体高校的经费来源及教职工福利待遇下降以后怎么办？大学校长找省长、省长就会找教育部部长。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春鸣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校中校成为独立学院规范发展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某省约有12所独立学院属于“校中校”，回归母体高校省级财政大约需要增加10亿元教育经费。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调研时提出，在全省普通本科高校总体招生计划不减的前提下，把“校中校”回归母体后的招生计划调整给其他的公办、民办普通本科高校，教师按“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回归，此建议尚未获得省级层面的积极响应。
独立学院应与地方高校转型区域高教布局结构优化统筹推进
“从教育部依法行政的角度， 校中校应该按照教育部26号令的要求回归母体高校，也可以引入新出资者迁址实施规范。”郭春鸣副司长说，现实的问题是，省级财政要能填补这个经费缺口；独立学院教师以何种身份回归母体高校，尤其是在985、211大学聘任教师岗位要求越来越高，非留洋、非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有多少竞争力？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涉及广大师生以及千家万户，不是办了一家中小企业，说关停就关停的。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认为，在破解独立学院规范发展难题过程中，应与地方高校转型结合起来，由省级政府统筹区域内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先调查摸底，然后科学规划，再分步解决。
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介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民办教育改革发展工作涉及教育部等多个部门，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正在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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