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细胞研究屡现学术不端 学术明星连演丑闻大片
学术不端是研究者的有意所为，而错误是科学研究难以避免的
4月28日，长相酷似金城武的山中伸弥，主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身穿笔挺的黑色西装，打着深蓝色带花纹的领带，在现场流下了眼泪。
错误是一名至今没有透露身份的匿名网友爆出的。他指出论文的一张图片里，两个经过不同处理的样品电泳结果过于相似，误差线的长度也显示出不自然的一致性，据此怀疑数据属于捏造。
对此，山中伸弥几乎无力辩白。他坦言自己没有验证这一图片所需的记录，因为实验是由合作者完成的。
在长期致力于研究学术不端现象的加拿大学者丹尼尔·范纳利看来，山中伸弥的做法称不上学术不端。他解释说，学术不端是指有意捏造、篡改数据误导他人，以及剽窃等行为。“学术不端是研究者的有意所为，而错误是科学研究难以避免的。”范纳利说。
起初，小保方晴子就试图用“错误表达”逃避责任。今年年初，这位年仅30岁的科学家在《自然》上发表论文，宣布通过酸浴手段将普通人体细胞转变成具有类似胚胎干细胞功能的STAP细胞。
这一研究结果震惊了世界。相比前辈山中伸弥需要依靠四个转录因子驱动诱导才能把细胞转化为干细胞，小保方晴子仅凭物理手段就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属实，这将构建再生医学的“理想国”：如果你不幸罹患了白血病，医生会从你身上“变出”造血干细胞；如果亲人得了糖尿病或者阿尔兹海默病，不要紧，“解药”胰岛细胞和神经干细胞就蕴藏在病人的普通细胞当中。
问题随之而来——没有任何一家科研机构可以证明她的实验能够被重复，包括小保方晴子自己团队的其他人。
“干细胞实验涉及太多的细节，对一个实验如果没有长期研究的基础和心得，或者换了一个实验室都可能无法重复。”国内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从事肿瘤干细胞研究的陈坚表示，这种情况在干细胞研究中较为普遍。
美国一家名为爱摩根的制药公司曾在2010年尝试重复《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实验，但经历半年无功而返。德国制药巨头拜尔公司也曾“大吐苦水”，说公司如何因内部实验无法重现文献结论，而中止了近三分之二的早期药物项目。
陈坚还补充说，干细胞生物学作为前沿领域，加之生物本身的复杂和多样性，让研究者本人都可能无法对所有的实验现象做出解释。“就像一个灰色地带，需要引入研究者的判断和主观因素。”他举例说，如同武侠小说里，并不是武林高手把“心法”传给你，你就能打出一样的招数。
一方面是科学前沿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极大的名利诱惑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造假和失误的界限变得模糊，也让造假者心存侥幸：即使被揭穿也可以用失误来辩护。
丹尼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术不端行为的动机一部分是一时软弱，比如不想令雇主失望，或者竞争压力。少数人则因为极度的自恋、渴望快速成名而不考虑、甚至不在乎后果。”
根据他统计的数据，约2%的科学家承认他们曾杜撰、伪造或是修改数据以润色结果，高达34%的人承认其他不端行为，包括用直觉分析结果而忽视实际情况。
作为科学前沿的干细胞研究尤其如此。按照范纳利一份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问卷调查，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篡改和编造数据的比例特别高。
小保方晴子一度被视作日本“民族的骄傲”。媒体曾不惜篇幅地对她的成长经历进行过报道，从年少时的好奇心到从事科研之后的坚韧和耐心，“无不显示了一名科学家所具备的修养”。
这位被赞为“日本居里夫人”的科学家所在的理化研究所获得了日本政府的高额经费，资金投入之多，使得“如何花完预算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至于研究所不时要进行一下内部装修，购买一些意大利进口家具。
如今，她又被称为“女版黄禹锡”，后者曾因捏造实验结果和买卖人体细胞而成为造假的代名词。但想当年韩国媒体将他冠为“大韩民国诺贝尔奖的希望”和“民族英雄”，政府不仅向其研究小组提供数百亿韩元资金用于研究，更授予其“韩国最高科学家”荣誉，并为其提供保镖服务。
韩国《中央日报》在黄禹锡事件发生后发文反思：“黄禹锡事件的滑稽，把韩国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暴露在世人面前；这其中有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有成果至上主义，有对科学带来经济附加值的盲目期待，有媒体轻率的煽情主义，有政界的利用与过度期待。”
如今，学术期刊对待干细胞研究也更为谨慎。同济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孙立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为避免数据造假，中心现在对学生的论文都严格要求保留初始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