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入学新政推动“陌生人社会”发展

    笔者学车的同学“老五”是一名刑警。“老五”之前会开车，只是野路子不规范，师傅纠正起来反而更麻烦。杆考、路考之前，“老五”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口头禅就是：“马上去托人。”

    “老五”的“马上去托人”其实反映了一种大众的“熟人心态”。最近，笔者也被不断地被“马上去托人”。因为今年幼升小、小升初入学新政策的实行，许多孩子面临入学的朋友纷纷求助：与四中有没有关系、与人大附中有没有关系、与实验二小有没有关系、与史家小学有没有关系……其实，笔者与基础教育的任何中小学都没有关系，只不过多年接触培训教育，不知怎么让人觉得理应与所有的中小学校长都很熟。

    当然，朋友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病急乱投医”，面对划片、派位的幼升小、小升初，只有能够“掌控”自己孩子的“去处”，方才能让朋友们高悬的心方能落回原处。只可惜，即便笔者熟识那些中小学名校的校长，校长们谁也不敢在新政面前当“出头鸟”。

    据传，市里有关部门高度关注“条子生”的情况，密切关注“条子生”的现象，唯恐找不到“现行”案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推优比例减少、共建生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异常的学生入学都有可能成为抓“现行”的“把柄”。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年，那些中小学名校的校长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拒绝各个方面托过来的关系了。“马上去托人”确实有可能成为今年子女入学的一句空话。

    北京市“大刀阔斧”的升学政策改革，正是顺应了“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要求。就近入学、取消共建生等入学政策，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各所学校校方的权力，而以更为社会化、透明化、均衡化的手段，以“同一起跑线”的形式，平抑多年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入学问题”的诘难。

    事实上，北京升学政策的改革，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推动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熟人好办事”的观念根深蒂固。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所以，有人把“熟人社会”亦称为“关系社会”、“后门社会”。之前，“入学问题”的怨声载道，就是因为一些“关系”、“背景”引发了义务教育缺乏公平性的关注。

    “熟人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因此，“熟人社会”也被认为是引发社会腐败、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当前社会出现营造“陌生人社会”的呼声的原因。

    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有一段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其实，“陌生人社会”是一种制度完善的社会，人们完全依照各种各样的制度行事，排斥人情纠葛和人情垄断，摒弃拉关系、走后门等现象。归根结底，“陌生人社会”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法制社会”，人们遵从制度化的生存。

    “陌生人社会”并不是杜绝人们的交往，而是让人们的交往变得更加单纯，不再有什么功利的成分。“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许只有在“陌生人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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