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老胡开文“弥勒佛”墨

　乾隆御铭诗歙砚

　清代黄山集锦墨（一套10件）

宋代长方形抄手端砚　

　　海南省博物馆从5月中旬至7月6日展出的“安徽文房四宝”展，再次为我们打开一扇文化窗口，走进传统的书房，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此次展览由海南省政协与安徽省政协联手主办，海南省政协书画艺术研究院协办，展品主要来自安徽博物院。安徽是宣纸、徽墨、宣笔、歙砚的故乡，“四宝”俱全。千百年来，伴随着文化的发展和无数能工巧匠的创造智慧，“安徽文房四宝”逐渐演变为集实用与观赏于一体的艺术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墨、纸、砚———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书写工具，在今天这个电脑和打印技术普及的时代，恐怕已经远离了大多数人的书房，但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它们始终是无可替代的“文房四宝”。

　　说到底，“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此次“安徽文房四宝”展展出的历代“文房四宝”和文房清供珍贵实物，着实让人领略到它们的创造者———古代徽派工匠的匠心独运和它们的使用者———古代徽州文人的情思雅趣；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一些展品，与省博“海南历史”基本陈列中的部分展品相互印证，更让我们从新的角度，发现琼州文化发展的一些印迹。

　　徽州文墨属极品

　　今天说起徽州，总予人文化源远流长的印象。单从笔墨纸砚上就可见一斑：宣纸、徽墨、宣笔、歙砚中，毛笔属于实用消耗物，且笔毫易蛀，难以保存，传世古笔罕见；除此外，宣纸、徽墨、歙砚，均属古代文房四宝中的极品，代表了古代文房用品工艺的最高峰。

　　就纸来说，宣纸“纸中之王”的地位，自唐代诞生以来至今无可替代。此次展出的一卷“乾隆秘阁监制玉版宣”，是清代乾隆皇帝亲自监制的御用宣纸，历经300多年仍然洁白如玉、平整如板，质地莹润细密，无怪乎有“玉版”之名。

　　“纸张本不易保存，但精工细作的古代宣纸，似乎拥有了抵御时间的魔力。”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章佩岚带着记者来到另一张历史更加久远的“玉版宣”面前———南宋张即之《楷书华严经》册。

　　章佩岚介绍说，这是真正的南宋贡宣玉版古纸标本。仔细观察被精心裱衬起来的书册，纸质白洁匀整，墨色清晰，在80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精良如玉，似春云凝脂，虽经岁月，仍犹新制。

　　明代是宋以后又一个文人之风鼎盛的朝代。章佩岚告诉记者，明代的加工纸名目繁多，异彩纷呈。其中制作最为精良的还当首推宣纸中的“宣德贡笺”。

　　展品中，明成化七年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册就采用了宣德贡笺之一的磁青纸，其选上等椿皮或檀皮纸，用纯植物性染料靛蓝洗染而成，因色泽与“宣德瓷”上的青花瓷色相似而得名。这件长达50多页的国家一级文物，在深青色的纸面上，经文及插画均用足赤金粉写绘而成，打开经折，犹如美锦横陈，流光溢彩，历时五百余年，依然簇亮如新，毫无败色。“其精良的程度代表了古代纸品工艺的最高成就。”章佩岚说。

　　匠心独运显文思

　　在布展、了解这批文物的过程中，章佩岚不断地被古代工匠的巧夺天工所震撼。在完全依靠手工的古代，工匠们为了让这些“文房四宝”所书写的文化内容历久弥新、延绵后世，无不穷极人工，几乎不计成本，创造出最优良同时符合文人旨趣的文化生产用品。

　　单说一套10件清代“黄山集锦墨”，十锭墨块两面都浅雕黄山10座山峰胜景，线条极为纤细，既是文房用具，更是艺术品。

　　在每块墨的顶部还有款书“顶烟”，其它一些展出的墨上也有类似标识。章佩岚说，制墨的第一步是收集烟，越靠近烟囱顶部的烟越细，做出的墨质地越好。此外，还有“万捣”等标识的，表明经过了成千上万次的杵捣。这样做出来的“徽墨”，号称“百年如石，一点如漆”，具有色泽黝润、馨香防蛀、千载存真的特点。

　　为什么闻名于世的“文房四宝”精品如此集中于徽州？章佩岚认为，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所有的文化内容都要用它们来体现。因而，文房四宝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在历代文化兴盛的徽州，“文房四宝”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也就不稀奇了。

　　首先，是历代工匠的穷极匠心。今天，传统徽墨工艺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工艺之复杂精细，每道工艺之精益求精，都让亲自参观的章佩岚叹为观止：“历代匠人这种不计成本的付出，才换来了传统文化的持续传承。”

　　其次，离不开古代文人的推动。徽州“文房四宝”发展的高峰时期，如南唐、宋、明等朝，都是文风鼎盛之时，文化的发展推动文人参与到“文房四宝”的发展中，“文房四宝”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文化的繁荣。

　　就拿砚来说，作为研墨工具，本身比较简单。展品中一件汉代圆形石砚，造型简洁，只是留出两孔作为注水之用。但随着文人欣赏需求的注入，砚逐渐成为古代书桌上一件重要的艺术品，歙砚、端砚这样的名砚风靡一时。

　　管窥文脉看琼州

　　从徽州“文房四宝”发展之中，也可以管窥到海南古代文化的发展。章佩岚发现，本次展出的展品虽然来自安徽，却和省博部分馆藏有值得探究的联系。

　　比如，省博馆藏张岳崧《南安书院碑记》册页，200多年之后看来仍然纸本洁白规整、墨色如新，所用纸张显然是宣纸无疑。一件张岳崧使用过的清代端砚，造型简洁流畅，也许与“文房四宝”展中的端砚精品意趣相通。

　　“文房四宝”展还展出了多件专用于书写对联的红色笺纸，在蜡笺上印出团龙、鲤鱼、花卉、海螺等吉祥图案底纹，贵重的如清代郑孝胥《楷书八言联》，用在笺上反复细致地布洒真金粉末的鱼子金橙红联纸，纸面金粉呈现霜粒，若鱼籽之状，灯光一照，金碧辉煌。省博藏馆亦有张仲彦等人书写的数副对联，也是用这种笺纸，虽无“鱼子金”般辉煌，却也展现了古代文人酬酢交往的文化氛围。

　　文人雅士与“文房四宝”的关系，往往成为今天探究一段文化脉络的重要线索。

　　章佩岚说，徽州“文房四宝”的第一个巅峰，就是在南唐后主李煜时期创造。宣纸、徽墨、歙砚，这位“诗人皇帝”都有参与或指导，“澄心堂”宣纸、“李墨”等至今仍被认为是“文房四宝”发展史上不可逾越的最高峰。在海南，虽然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传世的“文房四宝”文物不多，但它们与海南大家的直接联系，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琼州文化发展的历程。

　　事实上，海南传统文化发展最兴盛的时期，也正是在徽州“文房四宝”十分兴旺的宋、明、清等朝。

　　其中是否有某种联系？章佩岚也难下断语。不过，海南传统文化发展的转折点，一般认为是苏东坡入琼。而这位中国古代文化之集大成者，对宣纸、端砚等文房四宝的喜爱与欣赏则是人所共知的。看完展览，这成为留给观者新的命题。

　　（供图：海南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