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德英与妻子合影。 见习记者 陈元才翻拍
⬅晚年的黄埔军校老人潘文海还能坚持阅读。 陈元才 摄
1988年4月，出席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的全体同志合影。
黄埔军校中的海南人
岁月沧桑，黄埔军校当年英俊年少的同学，健在的已是白发苍苍。他们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或耳不能听、或目不能视，甚至缠绵病榻，意识模糊。但无论如何，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深切的记忆：黄埔军校。只要提到这四个字，衰弱残躯依然有强烈的颤抖与悸动。
植德英、潘文海就是这样两位黄埔军校老人，他们的命运尤其坎坷悲壮，晚年生命烛照已经幽微。这些曾经为国家为民族奉献的可敬老人，该如何能让他们时日不多的晚年感受到些许爱和温暖？
这是两位90多岁的黄埔军校老人，他们从战火硝烟中幸存下来，跨越了世纪。采访几乎是在无声中进行，要依靠纸和笔完成，但老人不幸的经历以及阅尽沧桑后的豁达，数次令记者动容。一段历史，行到此时已无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伞兵植德英的故事
这是一张过塑的黑白相片，它是主人联系黄埔军校的惟一物品，相片第二排右起第十位便是相片的主人——植德英，黄埔军校四分校17期26总队学员。
相片摄于1988年4月23日，上书“出席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全体同志合影”，至今离1949年的起义已经过去65年了。隔着65年的岁月，我们很难去想像当年的伞兵军官植德英戎装在身，何等英气逼人！而眼前的老人，仰面横躺床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对身外的世界置如罔闻。
6月12日，我们推开了琼海市长坡镇植德英的家门。房间昏暗狭小、蚊帐破旧发黄、被褥零乱。“爸爸，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来看你了。”女儿大声呼喊着植德英，老人似乎没听见，女儿又走上前摇晃着老人，植德英这才睁开眼睛，缓慢地抬起手来，嘴里含糊地说：“好！好！黄埔的！”
除了这几个单音节词，老人已不能再说更多的话了。
植德英，当年曾任国民党空军伞兵总队上尉分队长，这个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神奇的特殊兵种。植德英已不能说活，无法接受采访，我们只能从他多年前留下的短短自述材料中追寻他曾经的烽火岁月。
日军侵占海南后，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亡的道路，植德英考入黄埔军校，在步科学习。毕业后，英语流利的植德英，经过训练后分配到原国民党部队空军伞兵三团，任伞兵三团第三营上尉，曾跟随部队到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参加对日作战。
国民党空军伞兵部队，可说是一支精锐之师，由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是蒋介石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尤其是伞兵三团齐装满员，战斗力强，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因而，在1945年9月9日举“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上，蒋介石曾专门调遣伞兵三团全体官兵参加仪式彰显军威。我们也由此可见当年植德英作为一名训练有素，又身经百战的军人，该是多么英气逼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内战，经过几年抗日浴血奋战的空军官兵更生厌战情绪。而植德英所在的伞兵三团团长刘农畯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带领全团官兵2500多人在连云港起义，这支起义的队伍也成为新中国伞兵的重要力量。
“植老很乐观，几年前，植老意识清晰时，每次来探望他，他都会大声地用英语和我们打招呼。”随行的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身患疾病，这几年植德英健康每况愈下。
起义后，植德英调到南京孝陵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兵器系任连级军事教员，1952年，被强制回乡监督管制劳动，随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植德英都首当其冲地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待待遇，挨打、游街示众是家常便饭，其间无辜入狱三次，服刑6年，直到1978年才给予平反；1988年4月，69岁的植德英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到北京出席“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座谈会上，老首长、老战友相见，不胜唏嘘，既感叹这一生坎坷不平，又庆幸起义迎来了新中国。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植德英老人只有一位女儿，由于过去长期受植德英牵连，植老女儿读书少收入低，生活水平也不高，老人不仅居住环境差，而且医疗、日常保健更是难以保证。
“父亲95岁了，年老多病，每天要大量服药，药费支出已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
面对桌上大大小小的药瓶，植老女儿一脸忧心。
铁路局长潘文海
的沉浮人生
和植老一样让人感慨的还有94岁的黄埔军校老人潘文海。
潘文海是文昌抱罗人，现跟随弟弟潘文潮住在海口大英山一里一套民房内。6月20日上午，见到潘老时，他正坐在轮椅上，低头看报纸。
日军侵占海南后，他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也渴望着上前线打日本。于是，他从海南逃到广东，考入了黄埔军校。他离开海南时，父母健在，幼小的弟弟潘文潮尚在蹒跚学步。
然而，一去经年，几十年后，重见亲人时，父亲大去，母亲衰老，弟弟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而他一生，大起大落，备尝艰辛与屈辱。
长期孤身独处的潘文海虽然记忆仍很清晰，但听力、语言组织能力严重退化，采访时需将问题用笔大大地写在纸上，他再用笔简短作答，或者偶尔含糊地咕哝几句，而且不同的问题，往往重复同样的答案。因此，采访起来非常困难，也很难准确勾描出潘老的坎坷人生。
日本侵略者占领海南，正在读书的潘文海一腔热血，想到岛外寻找抗日力量。他跑到了广州湾，从老百姓嘴里打听到有一所学校专门培养抗日军官，于是，潘文海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四分校17期24总队学员。潘老说，当时报考黄埔军校的海南人特别多，他那一期的学员就有20多个海南人，他在学校认识了陈家政、张彦珠等老乡。
“为了打跑日本人，我在学校努力学习军事技术，无论文化课还是军事课，成绩都很出色。”毕业后，成绩优异的潘文海首先被选入南京总统府工作，成为蒋介石总统府卫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铁路网极不发达，仅有几条铁路的战略位置就非常重要，承担着为抗日各战场输送军队及军需品，抢运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到后方，保证外援物资的输入等繁重任务，保卫铁路安全就是极其重大的任务。于是，潘文海被委以重任，从总统府调到国民政府南京铁路警察局任巡官。潘文海也于此时娶妻生女。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打响，眼看国民党军队接连打败仗，同僚劝潘文海一起逃往台湾，但潘文海不愿意离开妻女和家乡。他想辞官回海南，途中被解放军部队擒获，然后送到黑龙江佳木斯劳改。为了保全妻女，潘文海主动与妻子离婚，此后终身未再娶。
此后，潘文海一直作为被捕的国民党军官在黑龙江劳改长达2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他的境况才慢慢好起来。
“哥哥去劳改后，写信回家，终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潘文潮说，哥哥一直过得很穷困，曾写信回家要钱，但当时家里也穷，就给他寄了几块钱。潘文海过去的一位关系亲密的同学王光中逃往台湾后，又从台湾去了美国生活。改革开放后，他想方设法与潘文海取得联系，还汇回1000美元救济潘文海。
1962年，潘文海经组织允许，请假一个月回乡探亲。几十年未回家乡，近乡情怯。当潘文海根据信上地址，敲开茅屋门时，迎接他的是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人，两人相对无言良久，最后，潘文潮怯怯地问：“你是大哥潘文海吗？”兄弟相认，抱头痛哭；母亲许瑞香闻声出来相迎，忍不住老泪纵横，潘文海跪拜母亲，得悉父亲早已去世，更是悲从中来，三人哭成一团。
改革开放后，潘文海的境遇才稍有好转，被转为建筑工人。他去寻找失散多年的妻女，妻子已嫁作他人妇，更不愿他与女儿相认。潘文海黯然回到单位，孤身一人生活，直到1980年退休，弟弟潘文潮念及哥哥孤身一人在黑龙江，无人照顾，写信叫他回海南定居。
如今，潘老双腿重疾，不能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他越来越沉默寡言，最大的乐趣就是看报纸。
记者问潘老有什么愿望，他说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看到祖国统一，一是希望社会能给他一些帮助。因为他退休工资不高，身体又多病，给弟弟一家人带来很重的负担。他这一生没有为家庭、亲人做贡献，反而一直拖累亲人，很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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