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年时间做终身难忘的事,我们的收获远远大于付出。”这样的话,在采访复旦支教队员时,几乎随时都会听到,俨然是一代代支教团的“共识”。
西部支教的条件很艰苦,十多天不能洗澡,土豆是家常便饭,徒步20公里家访,赶集时“抢购”白菜、鸡蛋等“稀缺物资”,还有工作不顺、想家而情绪低落的时候……但那种纯净天空下自在成长的快乐与“被人需要”的自豪感,更为强烈。
“当我站在黄土高原的三尺讲台上,每句话都有那么多孩子在听、在相信,当我意识到每句话都可能影响别人一生的时候,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更加脚踏实地,也荡涤了我身上的浮躁气息。”2011年在宁夏西吉三合中学任教的第十二批支教队队长申宸这样说。
在西吉,曾有一位当地妇女一眼就认出申宸是上海新来的研究生老师,理由是他“跟10年前在当地支教的上海学生气质一模一样”。这次偶遇,让读计算机软件专业的申宸生出当教师的理想来:“如果10年了你还记得一个老师,足以说明这个老师给你产生多大的影响。”
“一年时间会过得很快,你们总是要回到学校的。但一旦确立起为民族、为人民的社会责任感,你们的西部支教就没白来。”原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曾在致第六届支教队员的信中这样写道。
第一批支教团有团员5人,如今,复旦的西部支教已发展到了宁夏、贵州和新疆三个点,每批20人的规模。每年的西部支教队员选拔,因为报名者踊跃,都要经过激烈PK;即使未去亲身支教,支教服务也已成为复旦所有学生都熟悉的一个项目。复旦邯郸校区有6座教学楼,西部支教团则被称为“七教”。
更多的影响还在延续。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复旦大学毕业生选择赴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就业。以2014届毕业生为例,目前已有131人赴西部就业,比去年同期多了20%;毕业生参加各省市基层选调生、村官计划报名人数超过300人;毕业生进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新兴战略产业和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毕业生数量超过60%,进入航空、航天、核工程、电子科技信息等重点引导单位人数同比上升了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