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历史上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给植物的采集、命名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1934年在定安同甲采集到的植物标本。历史上“同甲”还曾属保亭和陵水管辖，现属五指山市南圣镇。邢福武 提供　　　　　　

　　老标本由于年代久远，其记录的地名与现行行政区划的区域范围相差甚远，因此，如何考证和采用前人所记录的采集地名成为了研究者最为棘手的问题。

　　“研究馆藏标本是植物分类学研究过程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其中采集标签中的分布信息尤为重要。”中科院华南植物园首席研究员邢福武说，老标本由于年代久远，其记录的地名与现行行政区划的区域范围相差甚远。邢福武等植物学家通过研究植物标本上的地名信息，间接地了解了海南地名的转变历史。

　　例如，民国初期地处海南岛北部的定安县，几乎与全岛除临高以外的各县相连，甚至南与海南岛最南部的崖县为界。因此，如何考证和采用前人所记录的采集地名成为了研究者最为棘手的问题。海南岛是我国植物调查研究较早的地区之一，尤以在民国中期与解放后的10余年间采集活动最为活跃，而这一阶段正是海南行政区划变动最为频繁的时期。因此，要确切掌握海南植物的地理分布信息，必须了解海南的行政区划与建制的历史。

　　“因此，在研究植物标本的过程中也可以探寻到海南地名的转变。”邢福武说。

　　两个采集“黄金”十年

　　海南区划变动最频繁

　　民国时期及新中国建立后，是调查采集海南植物最为活跃的时期，尤以1927-1936年和1953-1962年为盛。然而，这两个采集活动的黄金10年也正是海南建制史上县级与区（乡、镇）的行政区划变动最为频繁的时期。

　　民国初叶的1913年海南废州置13县，崖州、儋州分别易名崖县和儋县，昌化、会同、万县3县分别改称昌江、琼东、万宁。某些县域的地理范围比清末时扩充较大。如定安的县域南抵五指山区，与崖县的北部为界；乐会西至今琼中的黎母山一带；儋州东南至莺歌岭腹地，与今琼中的红毛镇一带交界；崖县与陵水所辖的区域也较大，崖县北与今五指山的毛阳镇一带为邻，陵水东至五指山区的同甲，与定安的至水满

　　一带交界，北达今万宁兴隆至石梅一带。相比之下，万宁与昌江的地理范围大为缩小。在1935年增置白沙、乐东、保亭3县之前，各县所辖范围相对稳定。

　　1935年4月，为加强对黎区的统治，经琼崖抚黎专员陈汉光提议，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批准在黎、苗族聚居的五指山区增设白沙、保亭、乐东3县，推行乡保甲制。新置的3个县面积较大，占全岛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而森林面积占全岛总森林面积的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沿海各县的县域面积明显缩小，如昌江、感恩、崖县、陵水、万宁、乐会等被“挤”到了海边；儋州、琼山与定安则退回到清末版图的位置上；位于琼北的临高县域范围也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行政区划的频繁改变，给考证采集地名带来很大的困难。”邢福武说，如何确定采集地名县域的归属，成了研究者最为困扰的问题。此期间所采的标本，大部分采于1927-1935年，可短短几年间采集地的县域归属已大相径庭。例如，《海南植物志》等植物学文献所记载的定安五指山、琼海黎母岭、儋县莺歌岭、陵水同甲、兴隆等标本采集地与地理分布范围，与现今县域的范围相去甚远。

　　即使是同一采集地点，在不同的年份可能归属于不同的县域。如侯宽昭先生于1935年初春开始赴海南采集，4月之前县域范围按旧制记录，自5月始则按新置的县域记录，导致原来为同一县域的采集地却先后记录为不同的县域。1936年，刘心祈先生与邓良先生到白沙、乐东、感恩、乐会、定安采集的大量标本，则全部按新置的县域来记录。

　　县域的频繁变动已给植物学者的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而名目众多的区、乡、镇、村、峒等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划与名称的改变，则使他们的考证工作更为烦琐。

　　此外，1949年前在海南的黎区仍保留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县以下基层社会政治组织“峒”，意为“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民国中期，乡保甲里新制虽然在海南推行，但当地的许多黎族地区，尤其是中南部山区，一直沿用“峒”的基层政治体制，保留“峒”作为村名（村峒）。直到解放后，“峒”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许多民国时期采集的标本上经常看到“峒”或“弓”等村峒的名字。人们由于不了解海南“峒”的历史，所以在记录采集地时误把“峒”或“峝”写成“岗”或 “崗”，甚至写成“洞”。

　　“如果不了解海南的行政建制历史和风俗习惯，就难以确切知道标本或文献资料上所记录的地名现今实为何处。”邢福武说。

　　“新中国成立后，海南岛的建置变动相当频繁，县域的变化尤甚。”邢福武介绍说，在这些建制变动中，比较大的年份有1952年、1958年等。

　　“1952年至1961年是海南建制史上调整最为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正值海南植物调查采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其中1956-1960年的采集活动最为频繁。”邢福武说，虽然1960年前后恢复了原来的县级建制，但一部分县域的范围在恢复建制的过程中作了相当大的调整。民国与解放初期所采集的标本上记录的“临高莲花岭”和“临高白石岭”等地，这些都反映了当年县域划归的历史。而植物学文献和标本记录中一些熟知的县名，如乐会、琼东、感恩、昌感等已经废止。

　　除了上述混乱的县级建制，同一级的行政区域如区、镇、乡的名字也频繁改动。在海南的建制历史上曾出现过乡、村“改名热”，将非村名的乡名改为以大村的名称为乡名，或改为那个时代最有政治色彩的名字，使历史建制上的一些地名从此消声灭迹。而且，大乡分成小乡，小乡又合为大乡。另外，上世纪50年代末所建立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以及后来实行的镇（乡）、村民管理委员会、村民小组等体制，使“村”的概念更加模糊，导致记录标本采集地时难以准确地记录采集地的标准名字。

　　“如此频繁的名称变动及名目众多的村一级行政建制，无疑大大增加了我们考证采集地名的困难。”邢福武说。

　　植物采集地名考证难

　　“民国早期的采集地点，最难以考证的是村一级的产地与附近山地的名字。”邢福武说，早期的黎族人聚居区地广人稀，当时的地图并没有标注偏僻的黎村与附近无名小山的具体名字。因此，当时的标本采集者只能通过访问当地人，把“土名”作为产地名来记录。而且，早期的采集家大都为大陆人，听不懂海南话和黎话。因此，当时他们所记录的采集地名多为误听海南话或黎话而来的“俗名”，或为与官方所用的地名音调相仿的“别名”。例如，“抱由”被写成“布由”，“那放村”写成“那邦村”，“报英村”写成“报恩村”，“冲俄村”写成“昌俄村”，“沙模”写成“三模”。也有一些误写为同音字，如“同甲”写成“铜甲”， “元门”写成“圆门”，“毛祥”写成“毛尚”；有些则误写为同型字，如“舂臼岭”写成“春白岭”。

　　需要指出的是，某些地名是因时代不同而写法改变，并非人为误听误写所致，如民国时期的“南淋”现写为“南林”， “洋淋”现写为“洋林”，“力材”现写为“立才”，“七差”现写为“七叉”。此外，早期的标本采集记录相当简单。采集者仅寥寥几字记录生僻小地方的名字，对县、区（镇、乡）却只字不提，使后人无法考证。

　　除了采集者主观的原因，由于行政建制的频繁更迭，许多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村庄名字现今已不见踪影，也给采集地名的考证带来很大的困难。民初开始，国民政府把实际管治的范围从清末的沿海地带扩张至中部山区，大村分小村，许多村庄的名字因此消声灭迹。另一方面，由于瘟疫、战争、海盗打劫而被迫迁离原来的村庄，导致该村庄逐渐被废弃的情况时有发生。

　　据《东方县志》记载，民国时期感恩有10多个村因各种原因废弃。其中民国7年与15年，“感恩、昌江病疫流行，死者众”，因瘟疫而废的有中和村等；遭日军大屠杀而废的有苏屋、三所、江恩、加旦等村；因土匪与海盗洗劫而废的有老符、滴浪、龙官等村；因村峒之间的纠纷而被迫迁离而废的有龙彰、文富、西边坡、老窝、猪母壡等村。“其余各县废村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其数量有过之而无不及。”邢福武说，许多早期的采集地名（村名）也因此而不复存在。

　　此外，民国及其之前黎族人居无定所，经常迁徙，村峒常被废弃，导致许多采集地名难以考证。据清末《崖州志》记载，“黎人村峒有众至千余人者，为大峒。其小者，仅至数家，屋宇迁徙不常，村落聚散靡定。所耕田在是，即居在是。日久地瘦，去而之他。故村峒土名，数年间数迁数易，其地不可考也。”

　　“因此，对年代久远的标本进行采集地考证绝非易事。”邢福武说，尽管如此，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准确采用地理分布信息相当重要。植物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从追踪每一位采集家当年的采集路线、所采植物的生境等野外记录资料着手，并结合当时该区行政区划与建制的具体情况，把当时的地图与现今的地图作比较分析，多番考证后才敲定该地在现今建制中的准确位置，“因为老地图中村一级的地名较少，比例尺与位置标注常不准确。”

　　1952年

　　海南全区经过不断调整，已经包括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口市，以及琼山、文昌、澄迈、定安、琼东、乐会、万宁、陵水、琼中、屯昌、临高、儋县、昌感、东方、白沙、乐东、保亭、崖县18县，是海南历史上行政设置最为庞大的时期。

　　1958年

　　全岛范围内将原来的乡（镇）并为大乡（镇），并在此基础上合并为大县。如将昌感、东方和白沙的一部分合并为东方大县；保亭、陵水、崖县及万宁的兴隆农场合并为榆林县；临高并入澄迈县，屯昌与定安合为定昌县，琼山并入海口市，琼东与乐会两县合并为琼海县。

　　1959年

　　万宁县并入琼海县，昌感县并入东方县。至1959年底，海南仅剩崖县、乐东、东方、琼中、琼海、定昌、儋县、澄迈、文昌和海口10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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