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招生掮客”黑幕：名校学位被明码标价

　　动辄数十万，谁在操纵“名校学位”市场？——揭秘“招生掮客”黑幕

　　新学年开始，全国曝出多起“为办入学名额遭骗”的案例，多名“招生掮客”被查处。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少地方，通过掮客运作孩子入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造成不少地方义务教育阶段的“名校学位”被明码标价、越炒越高。

　　谁是“招生掮客”？

　　8月15日，两名无业人员张丽萍和马然，因诈骗罪终审被法院判处11年半和12年半的有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至9月间，张丽萍和马然经过张某，在互联网上发布能办理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中关村第三小学等学校入学名额的信息。15名家长信以为真，将共计266．6万元交给张某。张某从中扣除23．6万元作为好处费，随后将243万元交给马然，马然扣除58万元之后，将185万元交予张丽萍。

　　在办理入学过程中，张丽萍、马然明知择校无望，仍虚构身份和办事能力。为了敷衍家长，他们谎称教委开会传达禁止择校，让家长延期办理择校。后来，为逃避催问，他们拒绝接听孩子家长的电话，直到事情败露，两人都未归还钱财。

　　8月17日，山西破获类似诈骗案件。太原一名普通职工诈骗35名家长300余万元。8月22日，内蒙古包工头李某诈骗8名进城务工家长9万余元。

　　北京家长宋女士也曾有类似经历。为了让孩子上海淀区一所知名中学，她找到了“能人”白某。

　　“他说话非常谨慎。第一次见面后我又找了他好几次，才勉强答应帮我试试。”宋女士说。双方商定了一个看似非常可行的方案：宋女士提出希望孩子上的3所目标学校，总费用15万元，事成之后再给钱，办不成不要钱。

　　在随后的过程中，白某总能在招生、入学的关键时间点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并承诺“已跟领导打好招呼”，让宋女士放心。谁知招生结束后，宋女士的孩子并没有进入三所名校中的任何一所。

　　“后来我才知道，他给很多人承诺，海淀区所有的名校都有他的‘客户’。如果有人刚好派位进了其中一所，他就成功了。而那些有价值的信息，大多是通过新闻了解的。”宋女士告诉记者。

　　无业人员、普通职工、包工头……这些真实身份距离招生权力实际非常遥远的几个骗子，但却利用家长择校的迫切心理以及名校招生“掮客规则”的泛滥，欺骗了不少家长。

　　“骗子成功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某单位负责协调“共建生”工作的吴海（化名）告诉记者，比骗子更可怕的是真能办事的掮客。他们有的将“名校学位”明码标价、越炒越高，也有的办事不收钱，但交换“人情”与“资源”。

　　记者了解到，真“掮客”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链条。需要有上游与下游两条线，上游连着“需求”，下游连着“资源”。

　　万权（化名）是一家外资企业负责政府关系的高级经理，他自称有一个“圈子”，专门帮人解决各种疑难问题，其中需求最旺盛，也最难办的是“让孩子上名校”。

　　万权告诉记者，小升初取消考试之后，校长掌握着巨大的招生权力。入学规则变得越来越复杂，打通校长是最关键的环节。于是，掮客们将一个个“条子”通过朋友、亲戚、上级领导递到校长们手里……

　　掮客如何运作招生？

　　多数掮客的通道终端是校长，大部分学校校长重视生源质量，并不愿协调“条子生”，但条子来了，如何消化呢？

　　第一种方式：计划。校长在学校当年的招生计划中予以安排。在幼升小、小升初取消考试之后，学校招多少人需要报计划，但招什么人校长有很大发言权。

　　第二种方式：共建。共建生不受学区等限制，是政策允许的择校生。校长手里的条子，一部分需要通过共建单位的“指标”消化，共建单位也本着“互相帮忙”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给多少“共建”指标，校长有很大发言权。

　　第三种方式：择校。国家对公办高中收取择校生有人数、钱数、分数的限制，但超计划数违规招生现象仍然存在。今年8月4日，教育部(微博)通报河北省衡水市衡水中学违规收取择校费138万元的问题。经查，衡水中学2012年、2013年超计划数招收择校生52人，违规收取择校费104万元；对23名转入学生违规收取择校费34万元。校长张某某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第四种方式：流动。比如，学生被A高中录取但不去报到，而在B高中上学。

　　第五种方式：补录。需要择校的学生在填报志愿时只报一个志愿，如未被学校录取则造成“死档”，学校再通过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补录计划”等帮助其就读该校。比如，近期湖南省长沙市教育局被曝在核定、下达招生计划过程中，存在追加计划数量过大、审批手续不完善、管理不严格等问题。该市负责中招工作的基教处处长陈某某被行政警告处分。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处于权力核心的人往往被迫成为掮客的同谋。一位地方教育干部说，一些领导迫于各方关系，经常需要写条子，非常苦恼。据说有领导和校长达成一致：用铅笔写的条子才办，其他笔写的不办；竖着写就办，横着写不办。

　　规范招生让掮客没了“生意”？

　　运作、找关系、打招呼等“潜规则”不断侵蚀派位、推优、特长等“真规则”，教育公平被践踏。

　　随着条子越来越多，名校出现“肥胖症”。有些名校一个年级有近20个班，每个班有近50个学生。一些超级学校择校生的比例甚至超过50％。家长、学校、教育主管部门不堪其苦。

　　校长的个人生活也受到影响。一位名校校长告诉记者，自己有两部手机，招生季会把常用的手机关掉，只在半夜打开看看有没有重要的事情。因为半夜给朋友回信息，经常遭到嘲笑。

　　但是，掮客们的“生意”却似乎十分“安全”。随着义务教育阶段赞助费被禁止，在掮客运作入学的利益链条上，往往有一个环节是“干净”、隐蔽的——没有账面的金钱交易，查处非常困难。家长也畏于孩子已经入学成为“人质”，长期保持沉默。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北京市小学就近入学比例为93．7％，初中就近入学比例为76．82％，家长戏称北京迎来“史上最严入学季”。北京市织染局小学校长王凤岭说：“今年的择校生我一个也没收，一句话就解决了：学籍不在学校管理，而且学校也没有招生权。我解决不了。”

　　一些校长认为，今年就近入学政策落实得好，因为和中央反四风、群众路线教育等活动相结合，没有人敢碰这个红线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说，要确保入学政策公平化得到持续，必须进一步缩小优质校和普通校之间的差距，推动教育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才能解决择校等“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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