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崖州地图 翻拍

        在海南三亚众多摩崖石刻之中，元代的龟蛇图石刻是最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700多年来，它不仅见证着榆林港的历史沉浮，还是当地祈福保安的吉祥之物。但奇怪的是，虽在崖州志中对其多有记载，然而建国以来的多次文物普查却始终不见其踪影。这块谜一般的石刻是依然存在？还是早已随风湮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开龟蛇图石刻的神秘面纱，细数这段消失在历史风尘中的传奇印记。

　　多次寻找未果的龟蛇图石刻

　　龟蛇图石刻在《崖州志卷二十二·杂志一》（详见2010年版500页）的金石篇元代中有着明确记载：榆林港烟墩岭。石高三尺，阔四尺，长六尺。上刻蛇盘龟形。西边刻一“法”字，东刻一“佛”字。字大二寸。石东垣刻“东海”二字。字亦大二寸。旁镌小字“镇守官张仁系真定府人氏，至元三十年八月中旬己丑日”。石西垣刻“西天”二字。北垣刻“北极”二字。皆大二寸。旁镌“钦差领兵官杨贵系南昌府人氏，乙丑洪武十八年记。”南垣刻“委署崖州协副将川东徐赞彪统带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又刻“南普北极山堂”六字。“大清行军游击金玉广。”

　　在这段记载中，介绍了龟蛇图石刻最早刻于元代，至明清时期又有后人在上面加上摩崖石刻。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崖县文物普查队在1985年至1987年间，曾多次寻找龟蛇图石刻却未觅其踪影。2001年1月，三亚市文体局又再度组织专家学者对榆林港元代龟蛇图石刻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考察，但依旧未果。

　　那么神秘的龟蛇图石刻究竟在哪呢？《崖州志》内虽标明其位于榆林港烟墩岭，而在如今，榆林港内已无烟墩岭的地名。对此，三亚市文史学者何国擎老师提出了龟蛇图石刻所在地的另一种假设。因为在《崖州志卷之二·舆地志二·山》中关于独田岭的记载中写到：“独田岭，在榆林港西南铁炉坡。上有高三尺，广五尺，刻龟蛇图。详《金石》”。这段话又对龟蛇图石刻的位置有了新的说法，在其后又写到，“由沿岭前海滨西行一里，有烟墩岭。”而按照金石篇的记载，则是位于距离一里之外的烟墩岭。由于古代地图较为简略，虽有注明榆林港、铁炉坡，但对于烟墩岭现在的位置较难进行考证。加之榆林港从早年开始就已作为海防之军港，不少专家认为石刻也许在码头、防御工程的修建中遭到了破坏，也有可能是因为保护不当已被风化。

　　所以，龟蛇图石刻会不会在独田岭这个地方呢？神秘的龟蛇图石刻成为了三亚不少文物研究学者心中的一块谜团，仍待后人去找寻答案。

　　极富寓意的龟蛇图石刻

　　曾经，三亚市文体局文物科和博物馆的同志就龟蛇图石刻的相关问题函询过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史树青老先生。经史老先生复函认定，龟蛇图石刻是元代崖州（即元吉阳军）的吉祥雕刻。

　　龟和蛇在中华的传统文化中都是祥瑞之物。因为龟向来寿命都很长，千岁之龟，五色具焉。古人以龟为灵物，蛇有无穷之寿。而龟蛇图又名玄武图，古人把二十八个星宿分成四个象区：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其中的玄武图就是指北方的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在组成的一个蛇盘龟的星辰图像，象征着北方的太阳之神。

　　而在阴阳八卦之道中，龟属水，在人体对应着耳；蛇则属火，在人体对应着目。龟和蛇即为水火之耳目——耳闻万里，目观八方。故古人以之卜问海上吉凶，具有侦察搜索和预警预报的作用。以龟蛇作图，颇可看出当初的建图者想通过借助佛、道合一的法力，营造出一种天授神赐、相生不息的吉祥之意。

　　除此之外，在《文选》注云：“龟与蛇交曰玄武。”史树青老先生说：龟蛇交尾，即“族外婚”，龟族，蛇族通婚，社会进步，比早期的“群婚制”大大进步。他指出这种“族外婚”对我华夏民族繁荣昌盛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样来看，龟蛇图石刻又被赋予了更高的人文内涵。

　　再看龟蛇图石刻上的刻字，也是大有考究。西边所刻的“法”字，是指“汉法”；东边所刻的“佛”字，则是将以觉悟众生之意。石东垣的“东海”二字，意指东边的大海；而西石垣的“西天”，就是佛理常说的西天极乐世界；石北垣的“北极”，就是北极星的简称，这里就是指至高无上的尊者元世祖。

　　在黄怀兴先生所著的《三亚史迹叙考》榆林港元代龟蛇图石刻考略一文中提到，在元代九十多年的统治中，海南的黎族人民多次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特别是元世祖在位期间，从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公元1291-1294年），发生过历时三年的大规模“征黎”行动。东方市虞山的“大元军马到此”、乐东县黎婺山的“大元军马下营”以及榆林港的龟蛇图石刻都是此次元军南下“征黎”的见证物。龟蛇图石刻上镌刻的“镇守官张仁系真定府人氏”，就是当初“征黎”的元军镇守张仁。因此关于龟蛇图石刻的创建之意，黄先生认为是“跨历商周看盛衰，欲将齿发斗蛇龟”，其诏示着圣王威德，垂万世之勋，即为元世祖此次的“征黎”之行歌功颂德。

　　但不同于其它两个石刻的趾高气扬，龟蛇图石刻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书字结构融入了浓厚的儒说佛道内容。众所周知，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为了实现蒙汉和谐之治，推崇儒学佛道。虽然他仍继续出席蒙古萨满教的仪式，但作为一个统治帝王，其深谙宗教的支持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因此也四处笼络崇儒尚佛的贤士。在政治上，他也主张“仪文制度，遵用汉法”，推行中土原有的治国之道。因此，榆林港的龟蛇图石刻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元世祖推崇儒家之治的政举。

　　龟蛇图石刻“征黎”说引争议

　　关于龟蛇图石刻的含义，不少研究人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此前在黄怀兴先生所著的《三亚史迹叙考》的榆林港元代龟蛇图石刻考略一文中认为，龟蛇图石刻是元军当初“奋师大伐”“征黎”的实物见证。

　　对于龟蛇图石刻所具有的儒说佛道内容，黄先生在文章中的观点认为是当时蒙古集团内部“汉法”（即汉族封建制度）战胜守旧派的结果，也是元朝统治者崇信佛道大兴儒说的体现。且在崖州志中还记载，烟墩岭内有石洞，高丈余，周围六丈。尝有道人坐禅在此，名曰滚潮洞。所以龟蛇图石刻的设计也许有随军的谕官或道士参与设计，并认为蛇盘龟形代表的是蒙、汉各族地主阶级联合政权。

　　“征黎”说的提出让很多人对龟蛇图石刻的研究、寻找产生了质疑，认为其不利于各民族间团结，代表了不好的寓意。

　　而在2001年参与龟蛇图石刻寻找的周德光先生在其所著的《临春集》中则表达了不一样的观点。在《龟蛇图是吉祥文物——在榆林港龟蛇图文物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文中，他明确地提出：榆林港龟蛇图石刻决不是“征黎”的标志。第一，他认为龟蛇图石刻并不是镇压少数民族的图符，阴阳八卦和中国传统文化都认为龟蛇图代表的是吉祥的寓意，其次，龟蛇图石刻明确写有筹备海防的内容，与“征黎”联系起来过于牵强，而“西天”、“北极”、“南普北极山堂”也多为佛教语言。

　　再者，周德光老先生对元军“征黎”的史料进行考证，认为从地理位置、时间、习惯称谓上都有不同的差异，认为龟蛇图石刻与“征黎”之间的关系非常勉强。并对考证文章中引用的“跨历商周看盛衰；欲将齿发斗蛇龟。”的含义重新进行了解读，故事中代表的是真武帝协助周武王伐纣，将六魔中的“坎”、“离”之气变作的苍龟、长蛇收复踏在真武帝足下之意，也是真武帝的吉祥化身。

　　周老先生还认为，在对待历史文物的问题上必须重视其价值，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而不是从随意套用阶级斗争的想法，对历史文物的研究走向极端。

　　龟蛇图石刻之于榆林港

　　龟蛇图石刻之于榆林港，首先有见证其建立的历史之意。在《三亚史记叙考》中说到，龟蛇图石刻的北垣，刻有“钦差领兵养龟系南昌府人氏，乙丑洪武十八年记”，由此可见元末明初我国的沿海地区颇受日本倭寇的侵扰，而榆林港最初就是作为防备倭寇的海面巡视和守御地之一。

　　到了清朝，龟蛇图石刻的南垣上又多了行“委署崖州协副将川东徐赞彪带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而当时清朝的兵制，驻防各地的最高一级称为“标”，长官是提督或总兵。标下称为“协”，长官为副将。据《崖州志》记载，石刻上的徐赞彪是四川人，在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署任崖州协副将。当时，逐渐走向衰落的大清帝国不断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为了加强对黎疆的控制，徐赞彪奉命统帅水陆五营驻扎在榆林。时值鸦片战争前夕，他不断扩建海防工事，决心要与林则徐同心协力消除中国的大患之源。从那句“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可见榆林港建于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而徐赞彪就是当时榆林港的建港第一人。所以，龟蛇图石刻可以说是见证了榆林港从无到有的一个珍贵印记。

　　其次，就像许多近海区域修建妈祖神庙祈福保佑出海平安一般，龟蛇图石刻对于榆林港来说也是有着镇水护航的吉祥之意。因为龟蛇象又象征着北方的玄武大帝，而玄武帝有司水，因此在周德光先生在其《临春集》中认为，当年筹边戍海的将官们创建这一图符的动机，意在祷祝保护驻港官兵海上活动的安全。古代航海危险极大，榆林港建此龟蛇图，象征着有玄武法力镇卫大海，护航庇人，消灾祛难，择吉避凶。能够让人们获得某种来自神灵的精神支柱，产生航海安全的预感。所以说，当时的龟蛇图石刻对于榆林港的官兵和民众来说，又是一块祈福保安的灵魂之石。

　　可惜年代久远，龟蛇图石刻的踪迹早已湮灭在历史的车轮中。后人仅能在为数不多的史料中搜寻勾勒它的身影。现今的榆林港，也发展成了海军南海舰队的基地之一。日升日落，出航返航，榆林港仍然在续写着保家卫国的历史佳话。而消失的龟蛇图石刻，早已将其灵魂深扎于此，冥冥之中祈福保佑着这片海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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