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笠屐图　　

　　“东坡笠屐故事”源出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七月至元符三年（1100）六月东坡居儋期间的贬谪生涯。在这期间，东坡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亲朋故旧以至于他的弟弟苏辙（子由）也难以全部了解他在儋州的具体的生活细节。如出访途中遇雨，借农家竹笠、木屐，穿戴而归，这样的生活细节，在他的海外诗文中，绝无片语只字的记述。同样，在与他尚有诗文往来的苏辙以及随侍在身边的小儿子苏过的诗文中也没有相似的记述，与有数的几个朋友的通信中也不见言及。直至北宋末至南宋，才有“东坡笠屐故事”的流传。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些流传的记述中都没有提到《东坡笠屐图》的作者为李伯时，或者说李伯时曾为东坡画过笠屐图造像。而其中南宋张端义的一则记载尤其值得注意：“东坡在儋耳，无书可读。黎子云家有柳文数册，尽日玩诵。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人画作图，东坡自赞：‘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语。”（《贵耳集》卷上）

　　由这则记载可知，就在东坡居儋期间，已经有人将“东坡笠屐”韵事“画作图”，所以东坡才就此图作了“赞”（写了赞文或口头上说了赞语），但这画的作者显然不是李伯时而是不具姓名的“人”。须知李伯时是北宋最著名的画家，元祐年间，东坡在朝时与之交往甚密，曾为东坡画过《西园雅集图》等，假如他曾画过这一幅《笠屐图》，东坡的赞语相信不止于“用子厚语”寥寥几句，并且在他的海外诗文中不会不留下记录。而张端义也不会忽略到以概念化的“人”来抹去如此大名鼎鼎的画家李伯时。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据近人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卷十一载“杨希铨《摹宋钱选东坡笠屐图》石刻”条所记：“石久失，有拓本。图为戴笠着屐冒雨状。原由琼州人所绘。”其中又有序文：“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着归。妇儿争相随笑。群犬争吠。东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数百年后，犹可想见。”两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张端义《贵耳集》所说的“人”就是张友仁记述中的琼州人。也就是说，东坡居儋时，已经有琼州人士为东坡画了《笠屐图》，东坡为此作了评语，应该是琼州未名的画家而不是李伯时。

　　北宋绍圣五年（1098），正当东坡在儋耳被当权者逐出官舍无屋可居，筑室于桄榔林下时，李伯时附和奸臣蔡京，硬说民间奉献的一块玉石是秦始皇时期的传国玉玺，因此于是年六月改元为“元符元年”。李伯时遂为蔡京的座上宾。其时，贬逐东坡的政敌章惇为宰相，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章、蔡抱团正欲加倍残害东坡等“元祐党人”，元祐宰相刘挚当时已被逼致死于新州。其余朝野人士，凡为元祐臣僚说句好话者都被认为是恶逆大罪，必加惩办。在此情况下，李伯时既已投靠蔡京，他还会与蔡京的政敌东坡保持联系吗？他即使有心也不敢为东坡作画，更何况他身居京城，根本没有信息渠道了解远在万里之外的东坡谪居生活。因此更不可能画了画千里迢迢送到海南求东坡作“赞”，而无人知晓。

　　至元符三年，李伯时已经得了风瘫症，回到老家舒州。又过了六年，病逝于舒州。李伯时从病废回乡至去世期间，有过半年时间，哲宗的母亲向太后垂帘听政，宽宥“元祐党人”，东坡等才遇赦得还中原。但时局很快反覆，章惇、蔡京等重新掌权，“元祐党人”面临更为危险的崇宁时期。东坡原本打算北上与弟弟子由聚居的计划也只得放弃，为避祸而定居常州。在这样的情况下，病废居家的李伯时即使还能画也同样不敢（或不愿）为东坡作《笠屐图》。东坡于元符三年十二月遇赦北归，路过舒州。卧病在家的李伯时并未出见。而他的弟弟李公寅却将他所画的《旧隐宅图》求东坡题跋。

　　创作《东坡笠屐图》的琼州人士，他的画及姓名都未能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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