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0日，张云逸(后排左四)和红七军干部在延安枣园合影。
80年前的10月，红军长征开始。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远征，行军过程艰苦卓绝，战斗故事可歌可泣，但是共产党员的革命信念却从未动摇。
1934年11月初，张云逸在粤赣边界的大庾岭迎接从瑞金出发西征转移的中央红军，顺利归队，跟着大部队纵横11个省份，翻雪山、过草地，行军2.5万里后到达延安，胜利完成长征。
翻阅《张云逸》画传、《张云逸传》等记录张云逸生平的书籍，总能见到在延安工作时期的张云逸的身影。其中一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初，是他与原红七军战友在延安的合照，只见黑白照片中的张云逸个子不高，但英姿挺拔，自信满满。
“他处事沉着、稳健，能力出众，长征时一直担任军委副参谋长，被认为堪当大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翟清华说。
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他工作职责多次变化，带过先遣队、工兵营和后方收容队，3次临危受命，竭忠尽智，东西驰驱，尽职完成任务。在指挥乌江架桥工作中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表扬。在纪念红军长征出发80周年纪念日，记者采访张云逸长孙张晓龙以及《张云逸传》作者之一的军事研究员翟清华，讲述张云逸在长征中的峥嵘岁月。
离开130多天归队开始长征
张云逸1892年出生于海南文昌贫农家庭，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官至国民党少将。1926年，34岁的张云逸放弃少将身份，转投共产主义，跟着共产党走。
1934年10月10日，红军长征转移时，张云逸一接到中央红军的归队命令，立即率22人小分队在聂都游击队的掩护下，突破国民党军包围，与进抵大庚岭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会合，张云逸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爷爷当时正在江西大余县和广东南雄县交界处的大庚岭里养病，在独自奋战130多个日日夜夜后终于归队。”张云逸的长孙张晓龙说。
归队不久，张云逸在红八军协助指挥部队，不久即担任了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
翟清华说，这是他在长征途中第一次临危受命。在作战部队中，只有能力非常全面，而且被信任的人才会被委任先遣调查工作，张云逸能够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先遣部队司令员，足可见他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境内，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进行长征转移，准备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行军过程中遭遇国民党部队追击，导致红军大减员，湘江一战后，整个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加上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四周布下重兵，始终紧咬追击，红军已无法根据原有计划行军，需立即查明前方国民党军的虚实，选择兵力薄弱地区进行突破，保存战斗力。
负责先遣调查工作的张云逸冒险深入敌区，调查到国民党军在贵州的兵力较为薄弱，并及时向中央汇报。
毛泽东根据情报，力主红军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决定避免了红军与国民党军再次硬碰硬，后来情报部门证实国民党军已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瓮中捉鳖。毛泽东这个决定使得红军避开了国民党军设下的埋伏，保住了主力部队，并把国民党军抛在了后面，得以喘息之机。
乌江架桥立功受毛泽东表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虽然前方没有重兵守候，但是红军面临前有乌江天险的堵截，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 个师距离红军也只有几天的路程，红军能否突破乌江天险，摆脱薛岳部的追击，即成为创建川黔边新苏区计划成败的关键。
贵州第一大河流乌江素有“乌江天险”之称，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峭壁，难以攀登。当时，乌江的对岸有王家烈的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有国民党军3个团，企图阻止红军北渡。
中革军委决定将架桥协助部队渡河的重任交给了张云逸，要求他领导工兵营用竹筏和门板架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再一次临危受命，张云逸深知任务艰巨，连夜率军委工兵营向江界河渡口赶进。
1935年1月2日晚，张云逸到达江界河渡口。此时，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必须保存有生力量。如果红军不能顺利渡河，势必要和追兵背水一战，兵力损失在所难免。
张晓龙一直记得爷爷乌江架桥的故事，并为之自豪。“在架桥时，爷爷用大篓子装满石块，中间交叉长木棍做锚爪，制成石锚解决浮桥的固定问题;桥体则用竹筏和门板架成。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验收浮桥时，亲自走到浮桥上，这踩踩，那晃晃，感觉浮桥非常扎实，然后赞不绝口。”张晓龙说。
浮桥最终保证了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了乌江，薛岳的8个师被甩在乌江以南。《张云逸传》记载称：“毛泽东走在浮桥上，称赞说：‘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强渡乌江，是中革军委在遵义会议前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保证了红军占领遵义，召开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主席领导地位，红军长征转移走上正确道路。
二两腊肉背后的战友情深
随后，毛泽东主导了四渡赤水、北渡金沙江等战斗，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红军暂时摆脱了严重的作战局面。
然而，由于长期行军作战，不少官兵因生病、身体不够强壮和营养不良等原因，跟不上部队的前进速度，开始掉队。收容落伍人员、巩固部队成为红军夺取泸定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1935年6月1日，中革军委委任张云逸率干部团的上干队组成收容队，张云逸再次勇担重任，第三次临危上阵。
“张云逸当时在军中的年纪较长，从军经历丰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强，他是少有几个合适的人选之一。”翟清华认为。
为做好收容工作，张云逸要求收容队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几个收容对象的思想工作，只要还有一线希望，都要鼓励他们坚定地走下去;要求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伤病员，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要求大家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在他的领导下，尽管收容队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家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互相鼓励、互相搀扶着前进。
由于张云逸在军中有较高威望，他派出的筹粮人员得到了前方部队的支持，顺利筹到粮食，伤病员有时还能吃上猪、牛肉。随着伤病员的病情逐渐好转，收容队的前进步伐开始加快，伤员们在翻越了海拔 4000 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后与中央纵队会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收容落伍人员的光荣任务。被收容的这些落伍人员，幸存下来的大多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和将军。
高强度的工作任务消耗着张云逸的身体，1935年8月进入草地行军后，由于草地上荒无人烟，部队断粮，张云逸身体越来越虚弱，没过几天就染上了疾病，生命受到威胁。
张晓龙说，爷爷原红七军战友莫文骅得知这一情况，就将自己分到的4两腊肉全部拿出来，切成两半，分送给爷爷和周恩来。这2两腊肉在精神和物质上都鼓舞和支持了爷爷继续向前走，经过6天6夜的艰难跋涉，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
“爷爷一辈子多次提到二两腊肉，称比金子还珍贵，认为这是他吃过最好吃、最美味的腊肉。”张晓龙说。
红军2.5万里长征是张云逸展示战斗指挥能力的舞台，积累了教育子孙的鲜活素材，他经常用红军长征中发生的故事教育后代，小到教会孙子张晓龙理解“同甘共苦”这个成语内在的涵义，大到教育后代时刻牢记长征年代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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