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性学研究：女研究生调查红灯区内心濒临崩溃
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
“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前晚出现在人大一学生社团当中，与人大学生共话性学。潘绥铭教授两个月前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11月7日，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性学教授在广州性文化节上被泼粪。性学研究者在高校的处境颇为尴尬。那么，作为高校密集的北京，哪些高校里开设了性学课程？相关专业老师会怎么上这门课？学生们听完这堂课感受如何？北京青年报记者带着种种疑问，展开了一番调查。”
不久前，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研究“红灯区”与性工作者的专家，潘教授长期主持对中国性工作者的大型访谈，其中牵涉到给性工作者访谈报酬的问题，而被处分的原因也正与此笔报酬因无法开发票而导致使用不明有关。不少人认为，潘绥铭教授的遭遇，反映出了性学研究者在高校所面临的困境。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开设了专门的“性学”课程，另有一些学校会有涉及“性”相关的课程。但学生反映，很多同学在选课时常把性学课误认为生理卫生课。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潘教授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
性学专业报考者寥寥
据北青报记者调查，国内学术界，性学作为社会学、心理学等主流专业的某一分支而存在，“性学”独立成专业，在大多数人看来，成熟度和公认度不够。按照大学通常以就业（需求）定招生（产量）的专业设置法则，既然性学专业需求量小，报考者也就趋于小众，何况关注性学研究领域，极可能被视为边缘人。李银河曾说，性学相比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从创立之初就是一个备受责难和争议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来自道德的责难和社会辩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性学或多或少遭遇类似困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首都高校至少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性学”课程，另有一些学校会涉及“性”相关的课程，但多在生理保健课或思修、心理课程中有所涉及。人大、北林、女院的“性学”课的老师多来自本校设立的类似“性与性别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的老师，但各校在叫法上略有差异。
大学里的此类科研机构，多挂靠在高一级学科之下，如社会学系。而中华女子学院的情况略有特殊，它专设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该学院的4个教育单位中有“女性学系”，作为国家教育部、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女性学的学生会上性学专业课。”一位不具名的女院同学告诉北青报记者。(刘旭)
预防艾滋病不是性学课堂主要话题
人大大三的高同学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学期他曾选修过《性与性社会学》的课。作为校选通识课程，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可选，共一个学分，考试形式也相对自由，写论文或课堂感受均可。授课老师是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她是潘绥铭教授退休后该所的负责人。
据学生回忆，潘教授曾作为随堂嘉宾，开了两次随堂专题讲座，主要讲的是中国性革命的发展史，尤其是性学观念的变迁史，以及对东莞等地“小姐”田野调查的经验谈。黄盈盈老师更多地介绍和梳理西方的该领域研究理论。
而在北京林业大学所开的性学课程，对本科和研究生都有相应的公选课。在北林性学研究所所长方刚老师2010年发表的博文上，北青报记者留意到，研究所目前开设的心理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包括：“性与性别心理学”、“社会性别与质性研究基础”；研究所开设的全校本科生公选课为“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研究所还开设了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公选课“性别、心理与法律”。
据了解，成立于2008年的北林大性学研究所，2010年开始招收性别心理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而“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公选课程因在林大学生中十分火爆，常常有学生抱怨“抢不到课”。甚至，还有人专门建立了网上讨论群组，并上传PPT课件。
例如“两性文化”课，分为“认识性别”、“性产业”、“性：从道德视角到人权视角”、“大学生常见性/情困扰与对策”、“艾滋病时代的性健康”等专题。既有理论研究和理论方法介绍，也有学生们切身相关话题。
选性学课程的学生，反馈呈现两极化。既有“慎重选课，很多无知同学被坑害了”的抱怨，也有人声称，“这是从小学以来上过最好的课。风趣、深刻、一针见血！”
“一般会以为这是生理卫生课，但其实不是。预防艾滋，也不是我们课堂的主要话题，虽然会涉及。全校通选课，有常识普及的意味，更偏向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课程。”一名人大的学生在谈起自己上课感受时说道。
女研究生从事红灯区调查面临心理压力
潘绥铭向北青报记者坦言，中国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谈性色变，或好奇或排斥或偏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面对这些偏见和攻击，很多时候研究者不得不站在道德边界上，尽力说服自己接受所见所闻。即使是他门下的女研究生，在从事红灯区调查时，也会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考验，“田野调查时，深入了解红灯区小姐的遭遇后，有些年轻学生告诉我他自己内心也濒临崩溃，也有人退出。”
现场
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对话人大学生：“理想的社会不会有人听我的课”
性学教授“被处分”，引发了社会对中国性学教育的关注。但“被处分”事件发生以后，潘绥铭教授却显得异常低调。他谢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要求。前日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
主办方宣传称此次沙龙“内容涵盖非常广泛”，“性产业、小姐研究、性教育、同性恋、婚姻法等等，没有老潘不聊的话题”。
12月26日晚间，人民大学西北角的知行宿舍区地下的“阳光地带”，这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厅，更像一个简易版KTV包间，沙龙开场前半小时，环形沙发已满座，社团的同学又在大厅正中加了几排椅子。
接下来，同学们从12月接二连三发生的“性学”新闻入手，联系自己阅读和见闻，一一提问潘教授。这样的问答互动，持续近两个半小时。北青报记者记录下了潘绥铭教授与学生的部分精彩对话。
学生：最近，李银河和伴侣公开“出柜”一事以及它的社会影响，您是怎么看的？
潘绥铭：她大概是向媒体公开这事儿。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早就公开了。社会影响方面，我看得不多。有反对的人也有拥护的人。反对者称从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男的你就是男的，那么你把异性恋婚姻当成什么了。而支持者主要是通过这事儿认识到性别的多样化。她的伴侣，我曾经出差时接触过，反正我和我的夫人并没把他当女的看。（学生笑）
学生：彭露露出家这事儿，彭自己认为出家是对性学的一种背叛，您怎么认为的？
潘绥铭：出家是那同学的自己选择。这个和性学扯不上边儿，出家的人很多，学物理的也有出家的，那你能说他背叛了物理吗？她的这种说法，可能是觉得有些对不起老师。
世界五大宗教都是禁欲的，只有中国道教原初是不禁欲的，如汉代房中术，这是比较独特的，后来明代张三丰创立教派以后，道教也成禁欲了。所以，性学，尤其是主张两性自由的学者，跟禁欲主义宗教距离比较远。在中国，女性自愿出家的，比男性比例更高，男性多是被迫。因为女性无法接受恋爱、结婚生子，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前景。
学生：前段时间发生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在广州性文化节被泼粪事件。今年性文化节，像西安、哈尔滨、太原等地，性学家都遭遇大妈们的反对。您怎么看这些反对声音，它是商业炒作行为，还是今年某些特殊因素引发的？
潘绥铭：我5年前曾写文章说，理想的社会，是不会有人听我的课的，因为，那时，性是一种很普遍的事情。民主，应是51对49，而不是99对1，她们的声音发出来是很正常的，作为现代化的后果，再加上这几年互联网的发展，保守和前卫都有了发声的空间，反思作为一股力量定会冒出来。
学生：老师您刚聊了那么多历史，我们当今社会的信息无差别传播，让很多小孩儿接收性相关的信息越来越多，性行为也越来越早龄化，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它是正常的吗？
潘绥铭：正常不正常，不好说，但早龄趋势是全球现象。至今美国有40%的教徒，且17%的人信天主教。自1968年至今，16岁时发生性行为的比例，美国维持在70%左右。中国和这个数字比，第一次性行为平均年龄，男生是18.1岁，女生是18.9岁，比他们晚两岁左右。这十年来，中国的初次性行为平均年龄提前了0.3岁，增势并不太大。
中国的大多数孩子到了16岁也不会去做，不是道德，而是现在的独生子女没有异性交往能力和经验，他们不愿意交往，不会和异性相处。他们不懂身体接触到底是骚扰还是爱慕。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教他们去辨别什么是性、什么是爱情。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往往是糊里糊涂的，这种状态下也不懂得保护自己，早不是问题，问题是伤害，怀孕或其他意外事件等。
对话
高校性学社团招新时学生绕道走
对话人：此次“老潘”沙龙的活动组织方、北京高校唯一研究性与性别的学生社团—人大性与性别研究社负责人张枭
北青报：你们社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成立时初衷是什么？
张枭：我们是去年10月成立的，我们社团创始人有两位师姐。她们听过“性社会学”的课，受到了启发，就想成立这样一个兴趣社团，也为全校对性与性别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同学开辟这么一个空间。
北青报：你们社团成立了一年的时间，目前开展过哪些方面的活动？学校性学研究所给你们提供了哪些帮助？
张枭：性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是我们社团的指导老师，我们同时也和一些NGO在合作。就目前来说，我们开了沙龙、读书会、讲座等活动，都和性别或性问题有关，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都被邀请过。在一些特殊的活动日，比如世界艾滋病日当天，我们还会在校园里有些宣传或者路演之类。
北青报：你们成立这种普及性学的社团面临社会压力吗？
张枭：的确面临一些社会偏见。比如社团招新时，我们在大声宣传时，就有同学不自觉地往后退，绕开我们。但其实，关注同性恋问题，只是我们社团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偏社会公益的组织。就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讲，现在比较宽松了。大学生中理解和支持的比较多。我们社团目前核心成员有十来人，活跃成员有100多人吧。
北青报：潘老师和你们社团接触多吗？
张枭：潘老师退休之后仍然很忙。平时我们也不愿多打扰他老人家，但有时候向他征求活动意见时，他的态度很支持。像上次受邀做一次讲座，他一连讲了三四个小时。他没有架子，不拿范儿，是个很逗的老头儿。
性学研究者方刚
Vista看天下(胡雅君)“性学家彭晓辉广州性博会演讲遭‘反色情大妈’泼粪”，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在网上看到这则新闻时，第一感觉是：“彭晓辉代整个中国性学家集体受委屈了。”
他和性学家李银河本来也被邀请参加广州性博会，也在“反色情大妈”们想要泼粪的名单上，只因有事未去，逃过一劫。
“反色情大妈”给这些性学家罗列的“罪名”大体相似：鼓吹同性恋、手淫、乱伦，鼓吹卖淫合法化。总之，宣扬淫乱、危害国人。
方刚很想跟这些大妈们解释一下，性学家只是研究并告诉人们性的科学知识，你可以根据这些知识自主做出选择，更快乐和负责地享受自己的性，同时也更包容其他人的性。
他为此还在网上和一位反色情大妈聊过，终究是无法沟通。“在她们眼里，谈性就是色情，同性恋就是病，她们不具备也不相信有关性的基本常识，比如自慰无害，比如性不可耻。”至于性学家为之奋斗的让社会“人人自主，个个性福”的目标，在大妈眼里则是流氓言论。
“你既然研究性，那你私生活一定很开放”
因为“反色情大妈们”的四处举报，最近这大半年来，方刚被扫黄打非大队、教育部各种机构轮着找，“一度曾经半个月来一次”。
“没有哪位中国的性学家没被人或明或暗地‘泼过粪’。”方刚说，“你看一看互联网上对李银河、潘绥铭的诽谤就知道了。”因为难以忍受部分网友的谩骂，性学家李银河、潘绥铭、方刚先后都关掉了博客评论。
“我们正视换偶、同性恋这些性少数者的存在，支持他们的权利。但有人就会误解我们是鼓励大家向这些人学习，误解我们会去换偶，我们是同性恋。他们不明白的是，一个人尊重、理解性少数群体的性选择，不等于就会去实践他们的性选择。”
方刚曾听一位女性同行抱怨过，“每个访问对象，都说想跟我上床”，后来她选择了转行。“你既然研究性，那你私生活一定很开放——很多人对性学家都有这种误解。性学家通常有很包容的性观念，但这不代表性学家的性生活就很随便。”
研究过婚外性、虐恋的李银河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明确说过，她个人喜欢一对一的有爱的性。同时她会强调，她向往的性爱合一并不比其他人接受的性爱分离观高级，只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虽然被大妈举报弄得不胜其烦，方刚还是有点同情这些大妈，“她们其实是性教育缺位的受害者”。
如果时间倒流到1993年，25岁的方刚脑子里对性的看法和今天的“反色情大妈”并无多大差别，“那时候，我的想法和当时社会主流是一样的，觉得性是羞耻、禁忌、不可说的，同性恋都不正常。”
方刚给小学生讲解性教育展览（方刚供图）
那年，还在做记者的他偶然看到一条讲同性恋的新闻，在好奇心驱使下他去采访这群人。改变由此开始。
第一次访问是在路边的小饭馆，这群人大声地在餐桌上谈性。那是他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场面，彼时已婚的他，面红耳赤的同时心脏狂跳：“那是1993年！是谈性色变的年代！我前面25年听到的性话题加在一起，再翻十倍都没有那天晚上谈的赤裸、直白！”
“原来性可以这样大大方方地谈！”轰然一声，他脑子中某个硬的东西碎了，伴随着内心隐约的快感。
在方刚眼里，这些同性恋者礼貌又热情，“除了他们喜欢男人，我觉得他们和我没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歧视他们？”他很快认同并接受了他们。
方刚出身“黑五类”家庭，三岁时，父亲自杀身亡，他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一直被欺辱，在想反抗又不敢反抗中度过。他太了解身为少数者、异类，被欺负被侮辱的感受。“我从三岁起，就一直是弱者、被歧视的人，所以我会本能地和性少数者这些社会性道德上最弱势、最边缘的人站在一起。其实做性学研究这行，尤其是关注性少数者权利的这些人，对主流、对大众的声音都是抱有警惕的。”
方刚认同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曾说过的话：“我们在讨论各种性的道德观念时需要认真地想一下：我所主张的性道德，究竟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是被别人潜移默化地灌输进来的？性道德究竟首先是用来协调我自己的，还是用来指责别人的？”
1995年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出版时，他在1993年采访过的几位同性恋者因为不堪歧视，已经自杀离世。
多年后，方刚和他的前辈学者李银河一样，成了性权派，提倡在不侵犯别人人权的前提下，每个人有自由选择性倾向、喜好的权利，“异性恋，同性恋，换偶，禁欲，群交……只要不伤害别人，都是平等的”。
他在自己开设的性心理学课堂上常对学生说：“你现在还很侥幸身为一个主流社会的异性恋者，但是你并不能保证你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他们都这样，你希望他们受歧视吗？如果你不希望他们受歧视，就从现在开始改变。”
“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我们一定有某一方面是弱势的，比如秃顶、乙肝，如果我们内心相互歧视，那谁都免不了歧视。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
研究的底线和方法
“我们欢迎你带老婆，如果你老婆不愿意，我们接受你带情人，拒绝小姐。”
方刚在做换偶研究时，一位采访对象邀请他参与。
如果纯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一次难得的观察换偶行为组织方式的机会。“这种研究方式叫‘全参与观察法’，研究者成为你的研究群体中的一员，能够获得更多更深入也更真实的信息。”
方刚拒绝了。“如果被发现，不会有人觉得你为了做学术研究好拼啊，只会觉得你在聚众淫乱，你在犯罪。”
在美国，有学者研究裸体主义者，带着学生一起去天体营裸体，边体验边观察，“要是搁在中国，这教授铁定被开除”。方刚在做裸体主义者研究之前被明确告知过，如果他去天体营，教职就没了。他于是换用深入访谈法做研究。
早些年，身为性少数者，一旦被曝光，往往意味着身败名裂甚至身陷囹圄的危险。在方刚开始做性少数者研究时，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找到那些栖身暗影里的受访者。做男公关研究时，他寻觅受访者用了一年时间，最后靠一位早年读过他著作的深圳“同志”相助，才找到了一家有男公关并能让他进去做研究的夜总会。
去之前，方刚心里有些忐忑。很快，他发现男公关们其实很好相处。他们并非传说中的单靠色相吃饭，反而是靠情商生存。这行里有句话叫“靠嘴吃饭”，就是要能说会道，善解人意，至于长相身材倒是其次。
方刚说，“很多男公关长得都不好看，但都是‘人精’，而且给你感觉是，他们不假，很真诚。这和他们接待的是女人有关系，多数女人要被懂得，要有安全感，才能上床。”
一周前，方刚还接到当年那家夜总会“爹地”的电话。这位“爹地”后来考了公务员，现在当警察。方刚对此一点都不惊讶：“他因缘际会做过这行，就是一时一地的事，现在也是正常过日子，和我们其实没太大区别。”
因为研究地点是夜总会，研究对象为男公关，不少人猜测方刚是以研究之名过着花天酒地的风流日子。这让方刚哭笑不得。当时方刚是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进入那家夜总会。夜场里，抽烟喝酒是必备应酬技能，方刚为了从中脱身，还编了个理由说自己有痔疮，烟酒会导致流血。
在男公关们没客人，聚在一起聊天时，方刚会加入其中，借此机会访谈和观察。整个过程不能用录音笔，方刚就凭脑子记——每隔一小时，他就会提醒自己回忆，刚才大家都说了什么，然后跑去洗手间，在随身携带的纸条上写几个关键词。每天凌晨一两点下班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笔记，经常坐书桌前写到天亮。
他也不像媒体报道那样，以“卧底”身份“打进”夜总会，而是从一开始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研究目的。“这是基本的研究伦理”，方刚做调研的原则是“自己公开，被访者保密”，他会明确征得研究对象同意。他不会问对方的个人身份信息，比如姓名、职业。他的访谈笔记、论文在发表前会请受访者审读，允许他们删掉可能会暴露他们身份的内容。
和主流不同的另一种声音
方刚今年数次被查的经历里，有一次是扫黄打非总队接到举报来学校查他是否“涉黄”，他们找到了方刚所著的《“乱伦”研究》和《换偶者：亲密关系研究》等书。
最后，扫黄打非大队并没有处理方刚，但给出的原因是：“这些书不是大陆出版的，我们不管。”——方刚所写的性少数群体研究著作大多只在台湾出版。
在国内做性少数者研究，不仅很难出书，也很难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按学校规定，副教授每四年要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至少4篇论文，方刚是靠发性教育和性别气质研究的论文来达到这一要求的。“如果我只做性少数者研究，那我教职都保不住。而且性少数者群体研究也是不可能申请到国家课题，拿到科研经费的。”而在国内学术圈，能否申请到国家课题是衡量一个学者学术能力的标志。
方刚做换偶、裸体主义者等性少数人群研究都是自费。为了减少研究开支，他会利用去不同城市开会、讲学的机会，当面访问此前有过邮件联系的受访者。
潘绥铭曾说做性学研究得有点“自娱自乐”的心态。这让人想起性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彭晓辉的感慨：目前国内性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属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完全靠性学学者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兴趣来决定。
在方刚看来，性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论文、专著，即使顺利面世，读者永远是小众的，很难进入公众视野，真正能够直接影响社会的是性学家对社会事件的发声。李银河也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在媒体上发声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即使会因此招来非议。”
从2008年开始，方刚和十几位学者一起推出了“中国社会十大性／性别事件”评选活动，希望通过评选本年度性与性别的重要事件，推动社会性观念与性别观念的进步。
他们的声音往往和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不同。
比如，2008年某高校传出师生恋事件，很多人呼吁老师自律，要求校方出台规定禁止师生恋。但方刚的评论则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是不存在权力关系的，师生恋并不必然有权力介入其中，而且大学生有自主选择和决定恋爱对象的权利，师生恋不应受干涉。”
2010年，他们则为“教授换妻案”辩解，认为成年人的性爱在不违反自愿、隐私的原则下，不应被定罪。建议取消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
2012年，网络艳照反腐的新闻频出，全民为之喝彩。他们则认为，这种反腐方式是“偷窥、曝光、滥用个人隐私，是公然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性暴力行为，会使当事人个体，尤其是女性当事人，受到更加深刻的伤害”。这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到2013年，网上又曝出“艳照反腐”事件时，舆论有了分化，部分网民也开始质疑：“这不是又回到那种利用私生活打击人的时代吗？”
在“反色情大妈”看来，这些性学家的“高调谈性”是鼓吹淫乱。“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发声给大家提供另一种看问题的思路和角度，在人云亦云的时代，倡导独立思考，宣扬多元、包容。”方刚说。
处于“调情”阶段的中国性教育
1995年，《同性恋在中国》出版后，方刚收了两麻袋全国各地同性恋写来的感谢信。其中有不少人说：我本来想自杀，看了你的书，我活下来了。2000年，方刚被告了，因为有同性恋认为《同性恋在中国》中有对同性恋歧视性的语言。而如今回头来看，方刚也觉得《同性恋在中国》一书的确有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我写的时候，一边说，同性恋者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但书里也会有‘还是做异性恋好’这样的话。”
“从1995年到2000年，同一本书，同性恋读者的感受会从‘你为我们正名’，到‘你对我们污名’，可见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发展多快。”
在方刚看来，对中国性现状起到最大改变作用的并不是性学家，而是互联网。如今性少数人群从同性恋到SM爱好者、恋足者、恋动物者都在互联网上有自己的社区。
方刚的同门师姐黄盈盈也有同样的看法：“互联网让大家看到性少数人群的存在，而且，这些人‘活得还挺好’。”反色情大妈们即使不喜欢即使恐慌，也无法否认这个社会的“性”（行为、关系、观念）在走向多元化。
方刚的老师潘绥铭曾总结，“文革”之后，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性革命，但这又不等于西方走向自由的性解放运动。在如今的中国，不同人群之间的性观念差异巨大，最保守的和最现代的观念并存。
和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年青少年所接受的性教育，用方刚的话说，依然停留在“调情”阶段，“总是说，做吧做吧，但就是不做”。
曾有学者在一所中学调查，问学生：“提到‘性’，你想到什么？”所有学生写下的都是“强奸、性骚扰、疼痛、怀孕、性病、流产”等负面词汇，没有一个人写下“愉悦、快乐、爱、亲密关系”这类正面词汇。
“如今孩子们接受的性教育还是反性侵教育，只谈性的害处，不谈性的正面价值。这和我们当年所受的禁欲教育又有多大不同呢？”
方刚在2013年申请了一个基金会项目，编中学性教育课的教案。他的项目组里除了学者、老师，还有性少数者以及4个中学生。大家在讨论课程里如何介绍自慰时，有老师脸色变了变，“学生不会对自慰感兴趣”。方刚立刻问在场的一个学生：“你们真的不感兴趣吗？”那个学生看看一屋子老师说：“我觉得吧，多数学生吧，多数时候吧，应该感兴趣。”说到当时的场景，方刚拍桌子大笑。
他觉得，假如不改变中国性教育目前的状态，性学家被泼粪的事恐怕还会一代代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