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性学研究：女研究生调查红灯区内心濒临崩溃
方刚给小学生讲解性教育展览（方刚供图）
那年，还在做记者的他偶然看到一条讲同性恋的新闻，在好奇心驱使下他去采访这群人。改变由此开始。
第一次访问是在路边的小饭馆，这群人大声地在餐桌上谈性。那是他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场面，彼时已婚的他，面红耳赤的同时心脏狂跳：“那是1993年！是谈性色变的年代！我前面25年听到的性话题加在一起，再翻十倍都没有那天晚上谈的赤裸、直白！”
“原来性可以这样大大方方地谈！”轰然一声，他脑子中某个硬的东西碎了，伴随着内心隐约的快感。
在方刚眼里，这些同性恋者礼貌又热情，“除了他们喜欢男人，我觉得他们和我没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歧视他们？”他很快认同并接受了他们。
方刚出身“黑五类”家庭，三岁时，父亲自杀身亡，他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一直被欺辱，在想反抗又不敢反抗中度过。他太了解身为少数者、异类，被欺负被侮辱的感受。“我从三岁起，就一直是弱者、被歧视的人，所以我会本能地和性少数者这些社会性道德上最弱势、最边缘的人站在一起。其实做性学研究这行，尤其是关注性少数者权利的这些人，对主流、对大众的声音都是抱有警惕的。”
方刚认同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曾说过的话：“我们在讨论各种性的道德观念时需要认真地想一下：我所主张的性道德，究竟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是被别人潜移默化地灌输进来的？性道德究竟首先是用来协调我自己的，还是用来指责别人的？”
1995年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出版时，他在1993年采访过的几位同性恋者因为不堪歧视，已经自杀离世。
多年后，方刚和他的前辈学者李银河一样，成了性权派，提倡在不侵犯别人人权的前提下，每个人有自由选择性倾向、喜好的权利，“异性恋，同性恋，换偶，禁欲，群交……只要不伤害别人，都是平等的”。
他在自己开设的性心理学课堂上常对学生说：“你现在还很侥幸身为一个主流社会的异性恋者，但是你并不能保证你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他们都这样，你希望他们受歧视吗？如果你不希望他们受歧视，就从现在开始改变。”
“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数，我们一定有某一方面是弱势的，比如秃顶、乙肝，如果我们内心相互歧视，那谁都免不了歧视。如果一个社会中最被污名化的性少数者，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那其他人也能免于被歧视的恐惧。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