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性学研究：女研究生调查红灯区内心濒临崩溃
和主流不同的另一种声音
方刚今年数次被查的经历里，有一次是扫黄打非总队接到举报来学校查他是否“涉黄”，他们找到了方刚所著的《“乱伦”研究》和《换偶者：亲密关系研究》等书。
最后，扫黄打非大队并没有处理方刚，但给出的原因是：“这些书不是大陆出版的，我们不管。”——方刚所写的性少数群体研究著作大多只在台湾出版。
在国内做性少数者研究，不仅很难出书，也很难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按学校规定，副教授每四年要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至少4篇论文，方刚是靠发性教育和性别气质研究的论文来达到这一要求的。“如果我只做性少数者研究，那我教职都保不住。而且性少数者群体研究也是不可能申请到国家课题，拿到科研经费的。”而在国内学术圈，能否申请到国家课题是衡量一个学者学术能力的标志。
方刚做换偶、裸体主义者等性少数人群研究都是自费。为了减少研究开支，他会利用去不同城市开会、讲学的机会，当面访问此前有过邮件联系的受访者。
潘绥铭曾说做性学研究得有点“自娱自乐”的心态。这让人想起性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彭晓辉的感慨：目前国内性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属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完全靠性学学者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兴趣来决定。
在方刚看来，性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论文、专著，即使顺利面世，读者永远是小众的，很难进入公众视野，真正能够直接影响社会的是性学家对社会事件的发声。李银河也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在媒体上发声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即使会因此招来非议。”
从2008年开始，方刚和十几位学者一起推出了“中国社会十大性／性别事件”评选活动，希望通过评选本年度性与性别的重要事件，推动社会性观念与性别观念的进步。
他们的声音往往和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不同。
比如，2008年某高校传出师生恋事件，很多人呼吁老师自律，要求校方出台规定禁止师生恋。但方刚的评论则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是不存在权力关系的，师生恋并不必然有权力介入其中，而且大学生有自主选择和决定恋爱对象的权利，师生恋不应受干涉。”
2010年，他们则为“教授换妻案”辩解，认为成年人的性爱在不违反自愿、隐私的原则下，不应被定罪。建议取消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
2012年，网络艳照反腐的新闻频出，全民为之喝彩。他们则认为，这种反腐方式是“偷窥、曝光、滥用个人隐私，是公然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性暴力行为，会使当事人个体，尤其是女性当事人，受到更加深刻的伤害”。这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到2013年，网上又曝出“艳照反腐”事件时，舆论有了分化，部分网民也开始质疑：“这不是又回到那种利用私生活打击人的时代吗？”
在“反色情大妈”看来，这些性学家的“高调谈性”是鼓吹淫乱。“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发声给大家提供另一种看问题的思路和角度，在人云亦云的时代，倡导独立思考，宣扬多元、包容。”方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