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性学研究：女研究生调查红灯区内心濒临崩溃
处于“调情”阶段的中国性教育
1995年，《同性恋在中国》出版后，方刚收了两麻袋全国各地同性恋写来的感谢信。其中有不少人说：我本来想自杀，看了你的书，我活下来了。2000年，方刚被告了，因为有同性恋认为《同性恋在中国》中有对同性恋歧视性的语言。而如今回头来看，方刚也觉得《同性恋在中国》一书的确有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我写的时候，一边说，同性恋者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但书里也会有‘还是做异性恋好’这样的话。”
“从1995年到2000年，同一本书，同性恋读者的感受会从‘你为我们正名’，到‘你对我们污名’，可见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发展多快。”
在方刚看来，对中国性现状起到最大改变作用的并不是性学家，而是互联网。如今性少数人群从同性恋到SM爱好者、恋足者、恋动物者都在互联网上有自己的社区。
方刚的同门师姐黄盈盈也有同样的看法：“互联网让大家看到性少数人群的存在，而且，这些人‘活得还挺好’。”反色情大妈们即使不喜欢即使恐慌，也无法否认这个社会的“性”（行为、关系、观念）在走向多元化。
方刚的老师潘绥铭曾总结，“文革”之后，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性革命，但这又不等于西方走向自由的性解放运动。在如今的中国，不同人群之间的性观念差异巨大，最保守的和最现代的观念并存。
和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年青少年所接受的性教育，用方刚的话说，依然停留在“调情”阶段，“总是说，做吧做吧，但就是不做”。
曾有学者在一所中学调查，问学生：“提到‘性’，你想到什么？”所有学生写下的都是“强奸、性骚扰、疼痛、怀孕、性病、流产”等负面词汇，没有一个人写下“愉悦、快乐、爱、亲密关系”这类正面词汇。
“如今孩子们接受的性教育还是反性侵教育，只谈性的害处，不谈性的正面价值。这和我们当年所受的禁欲教育又有多大不同呢？”
方刚在2013年申请了一个基金会项目，编中学性教育课的教案。他的项目组里除了学者、老师，还有性少数者以及4个中学生。大家在讨论课程里如何介绍自慰时，有老师脸色变了变，“学生不会对自慰感兴趣”。方刚立刻问在场的一个学生：“你们真的不感兴趣吗？”那个学生看看一屋子老师说：“我觉得吧，多数学生吧，多数时候吧，应该感兴趣。”说到当时的场景，方刚拍桌子大笑。
他觉得，假如不改变中国性教育目前的状态，性学家被泼粪的事恐怕还会一代代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