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释放教育信号：村小能保尽量保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立即引发各方强烈关注。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2004年以来，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会有一定篇幅谈及农村教育。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农村教育的表述出现在第三部分“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的第16条“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中，一共262个字。

这些文字中究竟释放出哪些政策信号呢？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两位农村教育问题专家，解读文件背后的丰富信息。

村小能保尽量保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正在河北调研。袁桂林认为，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是和2012年以来国家强调要“纠正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激行为”是一致的。

“许多村小教学点被撤并后，农村孩子上学非常不方便，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提出来，证明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在重视农民孩子上学的问题，不能让农村孩子因为家门口没有学校造成辍学。”袁桂林说。

在袁桂林看来，农村学校的服务半径要根据学生的上学距离经过周密设计，“孩子们上学太远，校车服务跟不上，可能会造成不安全因素，也增加家长接送孩子的成本，耽误时间，所以要保留一些村小和教学点”。

事实上，世界各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政策的重头戏都是“撤点并校”，但都没有忽略方便就学和以人为本的原则。

东北师范大学邬志辉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农村教育研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义务教育研究组核心专家、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专家工作组成员。

邬志辉研究发现，从2001年国家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后，各地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开始加速，“平均每一天就有55所村小在消失”。

邬教授拿数据说话——“整个农村地区乡以下的小学中，学生数量在240人以下的已经占到全部乡村小学的75.6%；在学生数量不足240人乡村学校中，不足40人的占到了32.6%，41～120人之间的占到34.5%”。

为此，邬志辉还专门撰写咨询报告，引起中央重视。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中明确要求“保留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

“随着人口向城镇的进一步流动，可能40人以下的学校还会大量增加，小规模学校会越来越多。”邬志辉说。

在基层调研中，邬志辉发现，“留守的农村家庭几乎每个都非常独特。孩子都是没办法离开的”。

山西石楼县的一幕，令这位教育学者印象深刻。有一个家庭，爷爷瘫痪，唯一的儿子出了车祸，儿媳妇改嫁，剩一个9岁的孙子读小学三年级。

在邬志辉看来，相较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表述，今年特意增加了“因地制宜”的字眼，“更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能保还要尽量去保，但也不是说大家都是一个模式，不是说学生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才可以保，有的10个人你要保，有的两个人你也得保，还是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

此外，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及“支持乡村两级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这个表述同样受到了两位教育专家的关注。

袁桂林教授认为，这传递出国家对农村学前教育重视的积极信号。他同时提请注意，乡、村两级幼儿园总体数量是不够的，数量太少，公办的更少。有些民办幼儿园比较分散，质量也不高。现在，关键是要解决幼儿园教师的编制问题，“不能光盖幼儿园房舍，恐怕国家要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对招聘幼儿园教师的责任主体给予指导，要不然规划就会落空”。

基于此，袁桂林认为，幼教事业现在属于起步阶段、大力发展阶段，“没有幼儿教师编制怎么行呢？过去没有的事业，现在该增加的还得增加。编制得到保障，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好好计算一下，到底需要多少”。

邬志辉教授同样认为，本届政府提出“财政供养人口只减不增”，乡村幼儿园面临着国家政策环境约束的严重问题。“没有编制，便招不到好老师，只能退而求其次，招到当地比较弱的师资，乡村幼儿园的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他说。

邬志辉掌握的数据表明：2013年，全国幼儿园教师中拥有专科以上学历的，乡村只有54%，乡镇为66.9%，城市达到76.9%。2013年，国家公办幼儿园的比例已经由2011年的30.8%增加到32.8%，乡村公办幼儿园的比例增加到42.3%。

“应该说，农村地区的普惠幼儿园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很多地方的乡镇都加强了普惠幼儿园的建设，但因为学前教育目前还不是义务教育，农村家庭为此承担的成本不容忽视。对农民来说，收费太高，他们就会退而求其次，至会找一些村里的‘作坊’幼儿园、‘黑园’，就近上学。”邬志辉说。

建议教育部成立高中教育司

高中教育同样是袁桂林关注的重点。他调研发现，由于国家财政对高中教育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各地新建的很多校舍欠债严重，“高中债务的化解是大问题”。

针对目前普通高中和中职“互相争资源、互相打架”的局面，袁桂林还建议教育部要成立高中教育司，“高中阶段是一个整体，是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由一个司来统一协调”。

袁桂林的依据是，“目前的管理体制是分割的，资源不能共享。目前在教育部，中职是职业成人教育司管，普通高中是基础教育二司管，在下面县区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工作需要协调的问题，经常有争生源的矛盾。而且职业高中校舍闲置，普通高中还大力新建以适应普及高中的需求”。

应提高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早在2012年，邬志辉就曾建议中央提高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这个建议也写进了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但邬志辉发现，2013年9月，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共同出台了教师生活补助的意见，当时一次性拿出10亿元，第二年拿出50亿元，但是只花了20多亿元。其中，22个省份有连片特困地区，但只有20个省市实施了教师生活补助。

他注意到，“由于这个政策的激励机制不太透明，导致各省实施的积极性不大。但有的地方每月能给到200元左右，最高的达到每月1000元，500元以上的占到23%”。

邬志辉透露：“下一步，国家会进一步提高这个标准，国务院也会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将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教师生活补助可能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中部地区则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承担，东部地区由地方财政解决。”(本报记者张鹏 实习生 王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