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鸿基作品《海南岛游击队员》

　　符罗飞与邝海星合作的速写

　　符罗飞国画作品  

　　近年来，借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契机，海南的文化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国内外各种不同方式的高端文化交流不仅为海南的文化注入了一片嫣红姹紫的春色，也为广大艺术家大展宏图、重塑地域文化精神建立了良好的平台。

　　乘着这一东风，海南美术界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随着国内外各种不同规模、品质的画展在海南本土风生水起，不同观念、流派、风格的艺术家频繁来海南写生、办展、交流，以及一系列请进来、走出去等美术活动的蓬勃开展。这一切努力不仅为海南美术整体上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为海南的艺术家在探索地域艺术语言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空间。

　　其实，从文化角度来说，海南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天生丽质的自然风貌及丰富的人文风采，还在于其历史上不同时期、阶段接纳各种不同文化时的自信与包容。翻开海南美术的历史，不难看出不论是蓄势还是发展阶段，一直都呈现着海纳百川、兼容并济的开放态势。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走出国门、岛外求学及不同阶段学成归来的先贤；从不同时期南来北往的艺术大家来海南写生、交流到从全国各地分配来海南工作的美术精英的努力耕耘；从长期坚守的本土画家到建省前后不断加盟的艺术佼佼者都以促进、推动海南美术为己任，从不同层面去丰富并塑造了海南美术的文化内涵。正是这种多方面的努力，海南的美术才从无序到地域特色意识的觉醒，才从小格局发展到一个阳光、自然、和谐的新气象。

　　孤悬海外的海南古代美术

　　翻开中国美术史，几千年来，从秦汉到清末，从顾恺之到八大山人、石涛，傲视中国画坛的巨匠大师，流派均产生于中原、江南一带。岭南地区是难于问鼎的。从地理到文化均呈边缘性的海南岛，自然就没有出现辉煌的可能性。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被中国美术史提及的只有南宋的白玉蟾。如汪北镛《岭南画征略》所载，宋代的广东画家有白玉蟾和何裕夫2人。

　　白玉蟾，原姓葛名长庚（1194—1229年），琼山五原人。白玉蟾不仅是道教宗师，也是著名诗人，书画造诣很高。《琼州府志》载：“白玉蟾博洽儒书，究晰禅理，善书法，尤精于画。常往来罗浮、武夷、天台诸山，或蓬头跣足，或青巾野服，人莫识也”。相传其有“三妙”，即画妙、诗妙、书妙。

　　他善画人物、梅、竹，尤以梅为精。《中国美术史》记：“葛氏，善画梅花，曾以一幅《月下梅花》，惊动当时朝野，人物画尤为著名”。其他文献资料也记载其在梅、竹之外，多作道教绘画，善写人像。诚如美术史论家李公明所写道：“白玉蟾在广东绘画史上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他是宋代的，而且还在于他是广东画家中最早参与文人绘画的艺术潮流，并对后世能具有真正影响的文人画家”。

　　此外，另从一些文稿资料及散记中也偶有只言片语及明代的海瑞，善书法，也能丹青；清代的探花张岳崧，也是个著名的诗人和书画家，不仅书法造诣高，被誉为当时广东五大书法家之冠，而且在绘画上也是个佼佼者。《岭南画征略》介绍：“张岳崧，与郭兰石齐名。画宗元人，不多作，人争宝之”。还有清代万宁的举人许成德，也是个著名画家，民间传说其画的《牛竹圈》，牛在夜间发出鸣声，虽乃传说，但足见其身手不凡。

　　自汉代设郡以来，海南是否还有一些在野的画师与民间丹青妙手，文化名流是否也善通丹青，因手头资料有限，这一切均待考。白玉蟾也限于零散的文字记载，仍未见其作品披露于世。

　　值得探讨的是，自宋以来，绘画艺术在中原大地已渐成气候，特别是文人画的兴起，文人仕子挥弄丹青已蔚然成风。为什么在海南没有掀起一股浪潮？明代以来，全岛已形成一个州学、县学、书院的文教网及一代代修书撰志整理诗文的风气。至清代，全岛人口已有217万。华夏大江南北早已日益隆盛的书画文化为何未能在海南一露风采？诺大一个通商口岸、贸易要道的南疆之地，竟没有丹青流淌于文人的雅集及市井世俗？相信可能是史志疏于提及或淹没成尘的缘故。

　　民国海南美术的灿烂星空

　　直到民国时期，海南美术才出现一片灿烂的星空。

　　任何一种文化艺术的生长与发展，都离不开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及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条件的影响。自1876年琼州开埠至1928年，由海口出洋的人数共约120—130万之多。这些具有双向性的侨民不断来回往返，一方面改善家乡的经济建设，一方面也带来了外埠的文化。同时不少国家在海口设领事馆、办事处，南洋侨民开设商行、贸易及旅店等服务行业，20世纪初的海口就已经是一座较为开放、繁忙的近代化海滨城市。

　　“五四”运动后，受新思潮运动影响，海南许多具有侨乡背景的青年跨洋过海，吸收新学，寻求真理。这一批批的激进青年中就有一部分美术爱好者，他们负笈北上或出洋求学，揭开了民国时期海南美术的新篇章。他们中既出现了像叶云、符罗飞、陈学书、卢鸿基、符拔雄等精英，也出现像杨炎、符凤山、韩托夫、吴公虎、吴乾鹏、林绍仑、郑昌中、吴泰三等俊杰，他们以自己的才智在各个领域里作出显著的成绩，成为那个时代的骄傲。

　　由于海南在中国版图中属于南疆边陲，交通不便，远离政治、文化教育中心，而且当时岛上既没有高等学府，又没有专门的博物馆、美术馆等相应的机构，民众对美术知之甚少，能开设美术课的中小学也很少，这对于极需文化环境、氛围的美术简直是一种错位，既然海南不是施展抱负的疆土，这些学有所成的英才只能在国外或内地寻求事业发展，无法在故乡生根、开花、结果。

　　1947年，返故乡养病的卢鸿基筹备与发起海南岛美术研究会，并于1947年6月在海口市商会举行为期3天的“海南岛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这是海南岛美术史上第一个创举。1949年，符拔雄创建的“私立海南美术与专科学校”才真正将美术教育的种子撒进故土。如果说前者因为美术生存环境的荒芜而难于再现辉煌，后者则由于规模小，经费匮乏，学生稀少，时间短暂而难于达到预期效果。但他们所呈现的理想与精神令人敬仰，对海南美术发展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民国时期的海南美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其所产生的杰出人物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美术史所产生的影响力度是其它各个时期都难于企及的。

　　民国初期，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西学东渐之风在大江南北势若燎原，这股浪潮为守旧沉闷的中国画坛注入了“兴奋剂”，改革求新，引进西学，成了青年人一种理想目标。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大批有理想抱负的艺术青年纷纷以公费或自费形式出洋留学，大大推动了新美术运动的发展。这一批负笈东、西洋学油画的莘莘学子，学成之后分批回国，又投身于新文化、新美术运动，谱写了中国油画开拓者以西洋画求索中国绘画革新之路的新篇章。

　　犹如一道晨曦的呈现在华夏最南端的海南岛的上空，受时代大洪流的先进民主思想影响的海南美术青年似乎看到了美丽的彩虹，呼吸到这股新潮的空气和改革之风，他们或远渡重洋，或北上内地去实现自己的艺术之梦。

　　叶云、符拔雄、杨炎、符罗飞、陈学书先后赴法国、意大利留学，开启了海南人到西方学习油画的历史，继而以卢鸿基、符凤山、韩托夫、林绍仑、吴公虎、吴泰三等人相继就读于内地的杭州艺专、北平艺专、上海美专、上海中华艺大、新华艺专、广州美专等学校而将海南美术外出求学推向高潮。

　　此外，还有一位虽不是画家，但对中国艺术史做出一定贡献的人物岑家梧（1912—1966）。海南澄迈县人，我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学家，其性嗜艺术，幼曾习画，以家贫莫能继。这为他日后也从事艺术研究埋下了伏笔。1934年赴日本帝国大学深造，1936年，年仅24岁时就写下了《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而享誉学术界。特别是《图腾艺术史》成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开山之作，至今仍被学术界认为是学习和研究艺术人类学的经典。1940年，抗战时期，他随西南联大经济研究所迁至四川重庆，被时任国立艺专的校长吕凤子聘为美术史副教授及图书馆主任。著名画家吴冠中是其期间的学生，借教书之余，他写了《艺术考古图录》、《唐代艺术图录》两书，后又准备与陈钟凡教授合著《中国美术史》。不料因战乱，南京沦陷，岑教授所存稿件及材料尽付劫灰，而不能从愿，他遂于1949年将自己的余稿辑成《中国艺术论集》出版，该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唐代仕女画、仕女装饰、唐代花鸟画的发展与社会背景关系进行研究的观点，以及有关中国民间艺术及边疆艺术的分析角度的新颖，取材之丰富，立论之精审，被陈钟凡教授认为“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上，贡献尤大”。

　　民国时期海南的美术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不懈追寻者的足迹而变得丰实，他们的理想、实际行动以及影响力不仅改写了海南美术默默无闻的历史，而且体现了那代人的追求与人生价值。

　　解放前后的海南美术

　　经过1940年代末一段时期低谷中的孤独守望，随着全国解放步伐的逼近，海南的美术也渐渐迎来了生机。1949年6月，留法油画家符拔雄似乎看到了一道曙光，他放弃广州育福药行的生意，匆匆归琼，创办了海南历史上第一所“私立海南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下半年，海南艺术专科学校第二学期合并入海南大学，附设专科。1951年，随着全国高校整顿，海南大学停办而筹办南方大学海南分校，海南艺专也结束了为期二年左右历史的命运。这一壮举虽然短暂，却像荒原中一串火花，迅速点燃了海南美术学子的希望。正因为这个铺垫，海南解放初期的美术变得鲜活起来，一批批年青的学子在新中国成立的激情岁月中，克服种种困难，纷纷拿起手中画笔去描绘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解放初期，在中共海南区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海南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主任，著名革命美术家吴乾鹏的带动下，海南的艺术家顿感如沐春风，积极开展美术创作及环岛写生活动，美术界一时风生水起。

　　1950年，海南师范学院设立美术系，它从历史的文脉上延续了符拔雄的宏图。美术系由留法油画家杨炎教授、郑昌中副教授和画界老前辈吴泰三先生任教，杨炎任系主任。1952年，高校调整，海南师范学校改为海南师专，美术系改为美术科。

　　海南师院美术专业的设立使得一批批富有才情的艺坛学子得以接受正式的系统专业训练而崭露头角。然而，好景不长，海南的美术事业注定要曲折多难。兴奋期未到，1953年，随着全国高校的再次调整，仅在海南美术教育史上度过三个春秋的美术专业最终并入武汉的华中师院美术系（后改为湖北艺术学院）。刚刚起步的美术教育戛然而止。直至30多年后，海南大学美术系的建立方重燃了这希望的火种，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南美术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人才青黄不接、士气不振，年青艺坛学子举步维艰，代价沉重。

　　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初期一批国内著名艺术家多次来海南采风写生，天南地北的艺术家不仅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和不同流派、风格、手法，打开了信息闭塞背景下海南本土艺术家的视野，而且大大鼓舞了海南艺术家的创作热情。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许多没机会进入专业院校的业余艺术家的绘画水平、技艺及鉴赏能力得以迅速提高。没有先入为主及流派之扰的本土艺术家迅速调整状态，他们根据吴冠中先生“自然是最好的老师”的倡议，在大自然中感悟艺术，风景画成为他们最好的学习方法及最佳的选择。

　　1950年代末，在符拔雄、吴泰三等前辈的影响及石蕃荣、陈意等伯乐的扶持下，海南美术事业渐渐回暖，尽管当时作画条件很艰难，但一批年青美术家，像苏逢春、邓子敬、柯兴发、陈琼琚等人仍然坚持下乡写生，创作。

　　1959年，苏逢春的水彩《泊岸》、龙才甲的油画《万泉河的早晨》、陈创的版画《钢铁立春》、《第一次发工资》四幅作品入选“广东省庆祝建国十周年美术展览”，极大地鼓舞了年青艺术家的士气。

　　从1950年代末开始，不少油画家、国画家、版画家、雕塑家相继以他们画笔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海南之美。这些不同风格、手法的作品成为海南本土美术家得以学习、借鉴的一笔宝贵的财富，象早期的吴冠中、罗工柳、吴斯百、杨秋人及后期的关山月、黎雄才、刘文西、张克让等艺术家，都先后创作了不少描绘海南美的作品。

　　不同流派、手法、风格的作品，为海南的本土画家提供了用多种不同方式去诠释海南景物的版本。他们的到来激活了许多本土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增添了他们的自信心。当年吴冠中看到宝岛旖旎风光时赞叹不已，兴奋地对海南本土艺术家说：“这里的色彩太迷人了，你们海南画家有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要好好在这里留学呀！”

　　经过50年代10年间的徘徊与奋斗，海南的本土艺术人才逐渐走向成熟，成为一股势头正锐的生力军。另外，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美术人才也陆陆续续分配来海南工作，这二股艺术之泉缓缓地流过海南岛这片热土，催发了“春风又绿天涯”的新气象。

　　1960年代是解放以来海南美术人才汇集得最为可观的时期，油画家符拔雄正值壮年，一面以火一样的激情投入艺术创作，一边继续培养青年美术爱好者。另外，在海南日报任美术编辑的艺术家陈意、石蕃荣也通过在报纸上发表作品这条渠道培养了不少青年后学。从上世纪40年代就驰骋海口画坛的杨化人及50年代奋起的王开鸿、吴礼泉的艺术创作也渐入佳境，影响及催发了本土艺术青年茁壮成长。继苏逢春、邓子敬、陈琼琚、柯兴发、林明琛等羽翼渐丰后，吴中葆、蒙发祥、杨毅、陈成嘉等人也相继成才，成为海南一道骄人的风景线。

　　不久，本土学子崔开宏、王统照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汤集祥、林毓豪、曾祥熙、冯所德等数十人相继考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系。这批人才的成长对日后海南美术起了积极与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随着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艺术之花更是在新的语境中以新的姿态展示自身的魅力。初期声势浩大的十万人才过海峡，这次海南历史上空前的文化大对撞所产生的一系列新的文化命题是海南艺术家始料不及的。经过一轮轮的磨合与蓄势，海南的美术经过这次新的融汇之后又以崭新的面目展现一个阳光、自然、清丽的人文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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