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和年轻人一起打排球  苏建强 摄

　　“第一次到海南，问鱼多少钱？老板说‘di ga di’(四毛四)。海南话好难学，47年了，还是听不懂。”会说6种方言和一口流利的英语、攻克了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面对海南话，无奈地摇了摇头。

　　90年前，袁隆平的祖父也曾被海南话“难倒”过。“那时，祖父被任命为文昌县县长，他从江西出发，经7天7夜到海南，一上岸，发现当地人说话一句都听不懂，‘这是到了外国吗？这个县长做不得！’，于是递交辞呈，回去了。”2月4日，袁隆平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起这件“趣事”。

　　但是，袁隆平没有被海南话“吓”回去。从1968年第一次踏上海南岛，47年来，每年冬季他都在海南度过，从事着南繁育种研究。也是在这座岛屿上，他成功地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改写了世界水稻育种史，帮助世界逐渐走出饥饿。

　　三系的杂交，三代的缘

　　“三系杂交稻的研究，让我续上了祖辈的海南缘”

　　“我虽身在长沙，心却在三亚。”2月4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2个小时的专访内，袁隆平3次这样说道。

　　他的祖父曾与海南“擦肩而过”，而他注定要续上这份缘。

　　1968年冬，带着祖父的海南故事，袁隆平背上行囊，先步行、后乘汽车、倒火车、转水路，一路颠簸，踏上海南岛。那时，从事三系杂交水稻研究的袁隆平正与时间“赛跑”，内地冬天寒冷，稻谷不能繁育，只能看着时间白白流失，而海南岛冬季温暖，正好弥补了这份缺憾。

　　那时的海南岛，还很落后，农民住的基本是茅屋草舍。他所落脚的三亚南红农场，也是茅屋草舍，窗户很小，屋里光线很暗，屋内没有电灯，床是用竹竿、秫秸搭的地铺。

　　袁隆平的学生不忍心老师睡地铺，就弄来一张床。他笑着说，“睡啥床都没关系，睡着之后，也无所谓标准客房和茅草屋了，就是总统套间还不是一码子事。”天热，海南冬天也有蚊子，由于没有蚊帐，一次为了防止蚊虫叮咬，他用盖稻秧的薄膜把全身裹严，薄膜不透气，一夜之间捂出了一身热疮。

　　条件虽苦，但海南的密林、蒿草、碧水，以及无边的大海，给袁隆平难得的宁静和自由，让他安心从事科研。

　　南红良种场原技术员冯克珊，就住在袁隆平的隔壁，他回忆，每天晚上，袁老师从地里回来，点上煤油灯，就躺在床上看书，裤腿都还是卷着的。有时就自己手绘图画，给大家讲课，什么是杂交育种，什么是野生稻雄性不育植株。

　　海南充分地回报了这位不畏艰苦的科学家“儿子”：不仅用其温暖的“怀抱”，加快水稻世代繁殖，缩短了杂交水稻研究时间；还为袁隆平提供了重要实验材料——雄性不育野生稻，促其成功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为袁隆平成为“杂交水稻之父”奠定了基础。

　　袁隆平回忆，1970年11月，冯克珊与助手李必湖，在南红农场与三亚机场公路之间铁路涵洞的水坑沼泽地段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随后，我们以这棵野生稻雄性不育植株为祖本，育成不育系品种，与保持系、恢复系配套，于1973年成功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

　　可以说，三系杂交稻的研究，让袁隆平续上了祖辈的海南缘。

　　47年的南繁，47年的情

　　“我是三亚荣誉市民，三亚城市宣传语英文是我取的。”

　　“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海南。”袁隆平说，因为南繁，缩短了一半的育种周期，使得杂交稻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连续取得突破。

　　海南的阳光，送给了世人粮食，也留住了袁隆平47年的岁月。自从1968年第一次踏上海南岛后，每年冬季，袁隆平都要在海南待上三四个月，从未间断。“1975年初，父亲去世，他都还在海南。”妻子邓则回忆。

　　47年，袁隆平从在科学界跌跌撞撞的农校青壮年教师，变成了闻名世界的科学家；47年，三亚从“天涯海角”的小渔村变成国际旅游名城。袁隆平和三亚，一同成长。

　　“我还是三亚荣誉市民呢。”谈及自己的海南情，袁隆平越说越兴奋，他说，“三亚有‘美丽三亚，浪漫天涯’、‘Forever Tropical Paradise-Sanya’中英文城市名片，英文名片就是我命名的！”

　　海天深邃湛蓝，云霞纤尘不染。每次到三亚，一下飞机袁隆平都要深深吸一口空气，体验下熟悉的味道；每次离开三亚，他也要深深吸一口，将三亚的味道吸进心头。“我有气喘，但是一到三亚，就不治而愈，红光满面。”袁隆平说。

　　爱这片土地，就会回报这片土地。2003年，袁隆平被聘为海南省政府高级科技顾问。为了用实际行动“履行”顾问义务，当时74岁高龄的袁老专程从长沙乘飞机赶到海南为省政府献计献策。去年，袁隆平又担任琼州学院客座教授，与师生座谈交流热带农业发展前景。

　　去年年底，袁隆平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发出邀请：“到三亚请大家吃超级稻煮的饭！”

　　“海南是育种宝地，已经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海南对国家粮食安全仍然非常重要，应好好规划好好保护，发挥作用！”袁隆平说。

　　千斤的水稻，千斤的恩

　　“吃米糠、全身水肿的日子已经远逝，但袁隆平的恩情是永恒的”

　　“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亩产达到500公斤，超过了日本，他们水稻平均亩产是450公斤。印度6亿亩水稻平均亩产仅为200公斤。”袁隆平说，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在世界遥遥领先。

　　千斤的水稻，千斤的恩。一个个数字的增长，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远离饥饿。

　　历史上，大饥荒时常犹如洪水猛兽席卷中国大地。海南岛，更是拥有长时期的缺粮历史。宋代诗人苏东坡谪居儋州时，作诗曰“北船不到米如珠”，甚至行辟谷法来应付缺粮危机。

　　“经历过饥饿，就知道袁隆平的贡献是多么伟大，也就知道为什么中国那么多农民称袁隆平为当代‘神农’。”已经年过古稀的冯克珊就经历过饥饿，“1959年，没有粮食，我们就从山上采有黏性的野果，与米糠一起煮，做成米糠团，吃了3天，全身水肿，小腿变大腿。”

　　冯克珊说，大家都说海南岛种三造水稻，其实能种三造的水田面积很少，主要是琼南水利条件好的地块。而海南气温高，水稻生长周期短，产量一直不高。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海南岛水稻平均亩产也仅两三百斤，大部分农民家的粮食青黄不接。

　　直到海南开始推广杂交水稻，海南水稻单产才大幅度提高，让农民终于不再为缺粮发愁。冯克珊还清楚地记得，30多年前，第一次拿杂交水稻回老家琼海种植的场景。“是‘籼优6号’杂交稻，种下去当年出现旱灾，常规稻很多旱死、没有产量，而杂交稻在一场雨后，神奇地‘活’了，产量也很高。”

　　除了让海南人远离饥饿，袁隆平还为不少海南农民提供了“工作”。

　　初春，临高县新盈镇龙蓝村一片百亩田洋里，稻秧绿油油，正在孕育着谷穗。“这些都是种子，我从事水稻制种10余年了，每年种上千亩，都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临高新盈镇制种大户陈贤说，“是袁隆平让我吃上了‘制种饭’！”目前临高水稻制种面积达到3.1万亩，年产值7000多万元。

　　正如许多农民所说：虽然吃米糠的日子已经远逝，但是袁隆平的恩情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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