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开掘石碌铁矿矿商——日窒海南兴业社副社长林道太郎

曾在海南使用过的日本军票

　　正在装运矿石出岛的日本汽船和八所港港口

　　日侵时期的石碌铁矿劳工 （图片由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曾被日军采掘的屯昌水晶矿遗址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日本方面对海南岛进行过多方面的资源调查，这些成果在1939年后很快就成了日本进行海南岛资源掠夺的基础资料，也是日本海南岛资源“开发”得以迅速开展的前提。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之后，在实现其领土占领以及军事的战略意义之外，海南岛的资源很快就成为日本占领当局的核心内容。

　　对海南矿产资源的 掠夺

　　海南矿产很早就被正式列入了日本战略物资开发的范围，是日本“海南岛开发”重点，这一点在日本占领海南岛的七年间从未动摇过。为实现其矿产品掠夺的目标，日本人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以石碌铁矿的“开发”为例，围绕着其“开发”，从矿山的开采，引起了一系列的所谓“建设”，如铁路的建设、八所港的营建、火力发电、水利发电以及相匹配的其他设施。

　　日本对于海南岛的矿产，特别是铁矿的需求。1937年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其岛国物资缺乏的弱点也就日益暴露。据日文资料：1938年日本从菲律宾、英属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280万吨；1940年度日本进口矿石约470万吨，其中相当于43%的240万吨是来自英属马来西亚，1941年则锐减到1940年的一半，1942年仅为8万吨。日本国内所需铁矿石的大半必须依靠中国华北产的铁矿石。紧迫的铁矿石需求，使日本人加快了石碌铁矿的建设计划。

　　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后不久，即开始了对石碌地区的矿物调查，1940年8月对石碌铁矿进行了第二次的调查之后，日本人即着手对石碌铁矿进行全面“开发”的准备。日本调查队在对石碌铁矿的第二次调查完成后，为准备正式的调查，在当地还保留了一支“开发队”（包括技术人员及雇佣的当地人共107人），和日军海军的分驻队在昌化江的宝桥设立基地，以石碌山麓的玉叠为基地，着手卡车道路的建设。此后，不断增加人员，并驱使当地人兴建道路。到12月中旬，完成了6公里的从宝桥到玉叠的汽车公路。日本人再以玉叠为基地，为对石碌山南侧的全面探察，加紧砍伐原始森林、开辟道路。

　　约1940年12月下旬，日本人再次确认了石碌山北部大矿床的存在。从1940年末到1941年1月，日本人暂时停止了对石碌山南部矿床的地表勘探，转而集中力量展开对北部矿床蕴藏量的调查，之后在向日本的电报中指出：储量“大概会超过一亿吨”。在1941年2—3月日本的石井调查团完成了对石碌山的再次调查后，日本人转入了对石碌铁矿的正式调查。伴随着正式调查的展开，重点是对北部矿床埋藏地带约400公顷的亚热带密林的砍伐及与之并行的测量、地表探察。5月在玉叠的人员扩大到40人（5月末包括当地日军，人数则超过60人），同月沿着预定铁路线，从宝桥经水尾村至北部矿山山麓的道路开通，至此从北黎到矿山缩短到约50公里。9月从台湾运来的第一批煤炭、水泥、木材等物资的昭华丸到达八所。至9月，日本人又决定把前沿基地从玉叠向北移动，10月以预定车站为中心，建设矿石的装载设备、采矿机械相关设备、暂时自用发电设备、仓库以及事务所、宿舍、食堂、医院等，到1942年1月底，日本人完成了基地的转移；同时海南海军特务部也在北黎设立支部，以掌管石碌有关的事务。是时日本人在石碌矿业所的人数已达130人。至此日本人完成了采矿前的准备。日本人在石碌铁矿之外，还在三亚附近的田独开采铁矿、在今天的屯昌县羊角岭开采水晶矿。

　　然而仅就经济的效费比而言，日本人的矿产经营是完全失败的。石碌铁矿方面，日本人投入很大，当时投入2亿日元的投资，虽然当时测算石碌铁矿有2亿吨的储量，但是实际铁矿石开采量仅有不足70万吨，运到日本铁矿石仅有41万吨。失败的原因固然有日本人对整体战局判断失误的因素，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总是并不如意。

日本人农业调查资料《海南岛农业调查报告》  张兴吉 摄

日方组织的海南岛农林委员会1941年发行日文版刊物《海南岛》  张兴吉 摄　　

　  对海南热带农业的

　　资源掠夺

　　日本的海南岛资源“开发”的重点还体现在热带农业资源方面。《南洋地理大系·海南岛》中说：“橡胶树是日本必需的树种，据说（在海南岛）有生产日本总需求之半额的计划”。《台湾时报》昭和16年（1941）10月号在“海南岛与大学生”的专栏中刊登山田俊雄的文章说：“橡胶是将来有前途的树木之一。由于它对目前的日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制订了从本岛生产日本总需要的一半的计划”。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日本当时所面临的紧迫的经济与资源形势所导致的经济决策。

　　日本人在战后总结这一时期在海南岛的“开发”经验时说：“1939年于日本而言，最感不足的物资是作为纤维原料的棉花、黄麻、马尼拉麻；作为植物油脂的椰子干果、蓖麻油；汽车、及航空工业用之橡胶等。此类物资日本向来是从北美、印度、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半岛进口，但随着中国事变的进行，（日本）在国际上信用低落，加之缺乏作为进口资金的美元，逐渐导致进口的减少。对日本而言，首先是通过强化日、满、华经济圈区域内的生产，以此进行弥补；但是在这些物资中，还含有只有热带地区才能生产的物资，因自然条件的差异，于经济圈的生产可以断言，其中大部分是（生产）极为困难的。由此在距日本要求的自然条件稍稍近似的海南岛从事这些物资的生产，或者即使有些勉强，而却不得不坚持计划的实施”。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在这一时期对海南岛资源的希望，也可以发现其中日本人已流露出当时实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心情。

　　资源掠夺的最大方面还是以战养战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海南岛的“农业开发”政策中，有两大方向，其一是日本海军力求“开发”海南特有的热带农产品，其二就是“以战养战”的农业生产；海南特有的热带农产品的“开发”是有一定的阶段性，对海南岛热带作物的期望，随着日军迅速地占领东南亚地区而逐步减弱，“以战养战”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及蔬菜生产服务于占领军的一般项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不断的强化。

　　在热带农业资源方面。1939年4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之后仅两个月，日本进入海南岛的企业在日本军方的指导下，组成了海南岛农林委员会，据日文资料记载：参加海南岛农林委员会的日本企业有二十八家，包括：“伊藤产业、日本油脂、日窒、日东拓殖、武田长兵卫、大日本制糖、台湾拓殖、南洋起业、海南产业、海南物产、南洋橡胶、南国物产、南洋兴发、梅村、小川、野村合名、古川拓殖、普林斯敦轮胎、三共、明治制糖、盐野义、盐水港制糖、森永、东台湾咖啡、苏门达腊拓殖、铃木”。组成该委员会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之间不必要的竞争和重复建设，领衔海南岛农林委员会者是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为了宣传海南岛的“农业开发”，该委员会还在1941年发行了自己的日文版刊物《海南岛》，刊登在海南各日本企业的广告以及“开发”的新闻，介绍关于海南岛农业的研究报告。

　　　台湾拓殖1936年12月由日本民间及日本官方出资3000万日元设立，总部设在台北，“其设立的目的是开拓台湾之未垦地，经营各种栽培事业与移民事业，并协助日人在中国华南、南洋之拓殖企业，尤以提供拓殖资金为主。台拓在成立之初，以开发台湾自然资源为主。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台拓更进而追随日军侵略扩张之步伐，陆续向华南、南洋发展”。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之后，台湾拓殖也闻风而动，进入海南岛，成为日本“国策会社”在海南岛的主力，其会社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到1941年其资本已扩大到7000万日元。上述的日本农业企业几乎将战前海南岛已经形成的全部热带农业的农场据为己有，开始所谓的“农业开发”。

　　如日本人把台湾看作是其南进的前沿的话，那么日本人把海南岛视做其南进的前哨基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把海南岛作为其出发基地。如昆仑关战役之前，日军五万人集结于三亚（1939年11月）；又如1940年9月，日军强行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之前，在海口、三亚集结日军数万人；1940年底，日军第48师团进驻海南岛北部；1941年底，日军25军集结于三亚，准备“南方作战”。大量军队的集结，自然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特别是粮食供应。而在海南岛日军还有相当数量的驻军，一般维持在两万人左右，另外，日本侨民也大量进入海南岛，在1941年8月在海南岛的日本侨民人数已达6714人，当时估计在1941年内将超过万人。《台北帝国大学第一回海南岛学术调查报告》中把日本官方的观点表述更加明确：“海南岛作为南进的一大基地，派遣驻屯军及居留侨民也许会连续地增加。为了确保驻军及侨民所需粮食，增产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是绝对必要的。其次，台湾的蔗糖、北海道、满洲等地的甜菜糖，以其砂糖之总产，尚且不能满足（日本的）需求，从现状出发，应加强甘蔗的栽培。其他如陆续列入热带纤维、热带药用作物进入（海南岛）会社的栽培计划之各项，想来无论如何，这都是应加努力之热带生产资源。”

　　庞大的人口流动，也要求必要的粮食供应。而我们知道，恰在此时，日本国内的粮荒日趋严重。在1939年4月12日，日本政府公布米谷配给统制法，以强化对粮食的管理与控制。日方资料指出：“从昭和14年（1939年）秋到冬天，日本为突然表面化的国力困乏所苦恼，寄托以极大希望的、已经正式实施的生产力扩充计划，实际上只完成了80％，面临着电力不足、严重的稻米不足。”为解决粮食的短缺问题，日本想从当时为其殖民地的朝鲜调入1000万石（此处石为日本石，一石约合234.65公斤；总计约合234.65万吨）大米，但也没有成功。由此“日本进入了粮食不足的时代”。日本的粮荒，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不断的对外侵略扩张所造成的，为扩军备战，不断扩大军工的生产，造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使农业生产大受影响，农业减产在所难免。而1939年席卷日本西部的干旱，只是使之表面化的直接原因。日本前外相樱内幸雄在1940年10月日本外交协会上，解释不能从朝鲜调入大米的原因时说：“这是由于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在朝鲜的矿产开发事业的急剧膨胀，由此原来以杂粮为食而生产大米的农民改变了职业，此后他们成为经常食用大米的人之缘故”。另外，“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虽然侵占了中国大片的领土，但主要是城市，城市的粮食必然要依赖周边的农村，而中国广大农村却不在日军手中。在华北、华中各地，如北京、武汉等大城市，日军占领时期的城市消费的粮食必须从外部调入。日方资料举例说：日军占领下的华北各城市居民作为主食的小麦粉，每年都从美英两国进口，从昭和14年—16年（1939—1941年），分别为26万吨，16万吨，23万吨；分别占华北总输入量之27.4%，28.0%，37.3%。由此可知日本想从其占领区取得其对外扩张军队所用的粮食也极为困难。日本资料言及此时也承认：“从占领地区与粮食关系而言……，日满华经济圈已包含着如此致命的脆弱性。”

　　以此，为了扩大日军在海南岛占领区的粮食生产，以保证驻海南岛日军以及产业开发人员（包括矿山、热带农业等方面）的粮食供应，当时在海南的日本农业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粮食的生产。在日本农业会社所控制的土地中，经营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日文资料中所谓“直营栽培”和“奖励栽培” ，在稻米生产中则称为“直营水田”（也叫做“直营农场的水田”和“奖励水田”。虽然我们一时找不到日文资料中关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的明确的概念解释，但可从相关例证对其进行一般的理解。“直营水田”是指由日本人直接组织人力，直接管理其生产的水田；“奖励水田”是指日本农业会社对当地农民生产进行监督的水田，当然在这其中，当地农民必须按日本人要求的作物品种及面积进行生产，其收获物也必须交给日本人（日文资料中称之为“买取”）。

　　日本人当然希望“直营水田”越多越好，以便于其控制生产。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无限制地扩大其军队，日本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极为严重。由于人力的不足，在海南的日本农业会社所控制的土地中，“直营水田”的面积一般不大。据统计，日本各农业会社的一般稻米种植面积一个栽种季节中已达8670町步（1町步约合15亩），如果再加上“蓬莱应急米”的种植面积约2000町步，总数当在10000町步以上，这只是可统计的数字，实际的数字可能要更大一些。据日文资料：当时海南岛全岛水田总面积不超过8万町步。仅此而言，日人所掌握的水田面积已超过全岛水田总面积的12%，由此可见，日人在当时的海南岛稻米生产中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海南岛向来是一个稻米不能自给的地区而言，如此大比例种植面积水田的收获物，仅提供给日军及日本侨民食用，势必会加剧海南岛历来的粮食不足的危机。

　　在日军侵占海南期间，除了上述的矿业、农业外，日本企业还在林业、水产等方面专营的企业，从事掠夺式的“开发”，其目的也是为了直接地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在此时期，海南的主要经济活动，包括工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贸易的活动，都在日本占领军的控制之下，海南岛经济实际上已经被日本纳入了其战时统制经济的框架之中，从而彻底中断了自清末以来，海南岛经济自主发展的进程，这对于海南的历史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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