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鸿基抗战时佩戴过的文协会员证章
跑警报仍抱“木展”展品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失利，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三厅的人员也分批撤往湖南，出发时，每人都随身背着一个包袱，因为这个包袱在躲避空袭时是必须携带的，故当时被称作“警报袋”。卢鸿基也有个“警报袋”，但里面装的不是私人细软，而是几把木刻刀和一套“木展”展品。为避敌机轰炸，卢鸿基等人一般都走山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多次遭遇危险，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衡阳三塘，正沿铁道前行的卢鸿基被火车飞驰的气流刮倒，当救护者赶到时，发现因头部磕伤而昏迷的他双手依然紧抱着“警报袋”，其决心人亡袋存的举动令三厅的同志们十分感动——事隔半个多世纪，当年任郭沫若秘书的阳翰笙对此还记忆犹新并在其回忆录中作了专门的赞述。卢鸿基不仅小心地保护着“木展”展品，而且还十分注意发挥它们的宣传鼓动功用，一有机会，他就将它们展示陈列，从衡山到桂林，有记载的正式展出就有四次，直到它们化为了壮美的硝烟——1938年12月28日，“木展”在桂林展出当天即被敌机炸毁。
1939年1月，卢鸿基随三厅迁到重庆，此后数月，他作为“全木协”惟一驻会的常务理事，在四川的木刻家和《新华日报》以及中共南方局文化组的协助和支持下，重又搜集了570多幅木刻并以“全木协”的名义举办了“第三届全国抗战木刻画展览”。这次展览不仅鼓舞了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斗志，也让国际友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当时“中苏文化协会”挑选了包括卢鸿基的七幅木刻在内的百余幅展品去参加当年五月在苏联主办的《中国抗战艺术展览》，由于这是中国新兴木刻艺术首次正式出国展出，故引起了苏联美术界的注重和好评，评论家特尔诺菲茨在《评中国的木刻艺术》一文中说：“在中国木刻里，离群独居的唯美主义者的艺术是最少的。中国木刻是和人民生活及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发生着密切联系，是从这一伟大战争中吸取形象和主题，而又直接为这一战争服务的一种艺术。”评论家欧希包夫尤其欣赏卢鸿基的作品，认为“非常有兴趣的是卢鸿基的木刻，……这些绘画和木刻都描绘出游击队、战士以及国民革命军指挥官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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