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家老人在用记忆棒织布。

清代黎族使用的刻木记事棒。

⬅黎族刻画记忆棒

⬅新石器时代具有记事功能的石棒。

明代黎族刻画木盒。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蔡宁摄）　　

　　海南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然而，黎族作为海南岛上最早的原住民，他们依靠自己智慧和与大自然长期和谐相处中积累起丰富的生活经验知识，造就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黎锦、黎药、自制陶、独木器等，黎族在海南岛居住生活的几千年历程中，同样也有自己的类文字载体：刻木记事和刻画记忆，这虽不是像汉字或是其他有文字的民族一样，通过字字组合表达一个具体意思，但黎族的刻木和刻画，是一个融合了黎族生活记事、婚恋、信仰等含义的特殊文字符号，从远古至今天黎族所使用的一个个器件中，折射出黎族“文字”变化的历程。

　　刻划，远古文字符号的雏形

　　据考古资料记载，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年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距今3600多年。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卦象符号（距今8000年左右）和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距今7000年左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但因为不是系统性的文字，而只被视为“刻划记事的符号”，这些符号可能已具有了某种表达语言的功能，但不代表符号就能成为文字，更无法与甲骨文这种成体系的文字系统做同类对比。浙江省平湖市庄桥坟遗址出土的良渚似刻划符号（距今5000年左右）与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符号都属同类情况。

　　相传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采用过结绳记事和刻木记事的方法。《庄子》说在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时代，人们靠结绳来记事。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契”即是刻木记事。实际上，除了古代中国，国外许多民族也都有过刻木记事的时代。在欧洲的丹麦、瑞典和英国北部的偏僻乡村，直到中世纪还用一种方形木棒，刻上各种纹道和符号，来记录一年的年历和重要宗教节日。在我国，除了居住在云南境内的独龙族、西双版纳的基诺族外，海南岛上的黎族，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刻木记事时代的详尽社会生活图景。

　　刻木记事，诠释黎族“文字”的内涵意义

　　聚居在我国海南岛五指山区的黎族同胞，使用刻木记事的历史相当悠久。据史籍《隋书·地理志下》记载：岭南二十余郡俚人，“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宋代苏东坡子苏过在其《斜川集·论海南黎事书》中则明确记有：黎人“无文书符契之用，刻木结绳而已”。清《崖州志》卷十三载，“黎人赊借，刻竹为契，刳两执之。”关于黎族结绳尚未发现见更详细的记述，但刻木为契的记事情形则多有所见。 黎族刻木契约的原材料多是木片或竹片，竹契的长度一般根据交易物品的价值高低而定。价值小者用短竹，价值大者用长竹，短者则如手指般的长度。“黎人贸易称贷，截竹约一指长，每千钱刻一痕，剥开各执一”，由此可见，黎族刻木文化，具有历史渊源可以考据。

　　对于黎族社会中的刻木记事现象，琼州学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专家高泽强老师认为，在黎族社会中，一片刻划过的竹片、木片就是一份租赁借贷的契约，竹片、木片上刻划的条纹就是租赁借贷的数目，相当于现代人所讲的合同。虽然黎族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但如果从古籍的意义上来看，这些刻划条纹的竹片、木片，应该算是黎族的古籍文献之一了。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刘卫国先生也曾对黎族“刻木记事”实物和有关民族学文献资料进行过研究分析，并撰写了《黎族历史上刻木记事习俗浅析》一文。文中提到，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咸先生曾亲赴海南黎区调查，并对黎族刻木记事进行了专门研究。刘咸认为，黎族竹刻按典当土地所付价钱多寡而长短有所不同，计有“指长押”、“掌长押”、“肘长押”三种，其长度分别为中指（或部分）之长、手掌之长及一肘之长。凡契值在三十元以下者用指长押，每刻值一元；四十元至百元者，用掌长押，每刻值五元； 百元以上者，用肘长押，每刻值十元。竹契由卖主制备，其长短亦取自卖主手之尺寸，制成后当中人之前，于两端符验缺口之中缝处用刀剖为二，由中人亲授予双方，各执其一，妥为保存，买方将依照竹契上所刻之数量将钱物等付与卖方后，即可管业（田、山等） ，直至卖方赎回为止。赎时必须按契上所记之数值，不增不减，亦无利息，可一次赎清，亦可陆续赎之，父死子可赎，只要原契存在。赎清则毁押，买方立即将田产等交还卖方。“契竹须以竹为之，取其圆而有节，不易假造……然所以称刻`木’为信者，因吾人前此认竹亦木类，故概括之。”解放后50年代在对黎族进行大规模调查时，在部分地区仍然发现有刻木记事习俗的遗存。据《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记载： 黎族“出卖或出典田地，都要刻竹为契，黎话直译为‘割竹’。即用一节竹筒，将典卖的田地的价值、数量，用刀刻在竹上来表示。如1头牛和5块光洋，可刻成‘× 1×11111×’ 的形状，其中‘×’ 表示间隔，仅‘1’ 表示数量。刻竹以后，将竹筒从当中剖为两片，双方各取一片。以后每交一头牛，一块光洋，便将刀痕逐次削去，等削完了，就将两片竹片对证一下，认为没有问题，就当场烧去，表示手续完结。”此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刻木记事在黎族社会中渐渐消声匿迹。黎族刻木记事的实物现存已相当稀少，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是收藏比较多的一家。

　　刻画，记录黎族社会生活的寓情图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黎族刻木记事习俗至明清时期逐渐淡化，而能够在黎族民间承载这一“文字”功能的刻画记忆却同时在黎族民间风行起来，即在纺织用具、木盒、藤篮垫圈上雕刻有内容丰富的图案。在海南省东方市黎族聚居地，有一种刻画技艺精湛、图案丰美的纺织木棒和木盒，是黎族妇女传统使用的踞腰织机构件木棒和装存针线的刻画木盒，俗称为“记忆棒”和“刻画盒”，记忆棒和木盒上刻绘有与黎锦传统图案相同的人形纹、几何纹、植物纹等。

　　当地江边乡村民麦秀梅告诉笔者，听她父母辈那一代人回忆，纺织记忆棒不但是踞腰织机的重要构件，还是他们的定情物，在当地旧时有一种恋爱习俗：男女青年到了谈婚论嫁阶段，男方要亲自到山上选一条适合雕刻的木料，然后加工成踞腰织机的构件，并亲自在木料上精心雕刻黎锦图案，完成了所有工序后，男子就先保存着记忆棒，要是看上了村中那一位女子，他就亲自赠送记忆棒，而受赠女子往往根据记忆棒图案的精美程度来决定是否应该接受求婚男子的“丘比特之箭”，工艺精湛的记忆棒，意味着求婚男子是个有手艺、有责任心的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对象。因为记忆棒在黎族女子婚后进入了“男耕女织”生活中后，妇女在日常手工纺织时，记忆棒是织绣黎锦图案的指导依据，并伴随一生甚至世代相传。在三亚市崖城地区，有一位黎族妇女保存的一件自称是母亲传给其作为嫁妆的记忆棒，上面除了传统图案之外，还在木棒两头雕刻古代铜钱的图案，这位老妇人告诉我，这是她父亲当年求爱时送给母亲的礼物，精心雕刻圆形铜钱图案，寄意日后的生活圆圆满满、幸福美好。

　　除了记忆棒和刻画木盒，黎族的刻画内容最为丰富要数藤篮垫圈，在黎族哈方言区，有一种精致的刻画藤篮，是旧时结婚的重要聘礼，而今日此类藤篮的拥有者多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藤篮一般高20公分，口宽30公分左右，藤篮做工精细，颇为考究，主要有两大部分组成：上方是纯藤编织的小箩筐，下方是用一种海南民间俗称为“藤春木”的软木料制成圆形底垫，令人惊奇的是，木片表面精心刻绘有山羊、奔鹿、远古桫椤、生命树、牧牛图和崇拜符等，是集中反映黎族社会生活的场景画面。

　　黎族是一个古老而又承载着大量人类学、民族学信息的民族，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虽然不像我国满蒙藏少数民族那样拥有自己独创的文字体系，但黎族从刻木记事到刻画记忆及精美的黎锦图案中，都折射出本民族独特的“文字”传承与演变的缩影，也为我们提供一个非物质传承中的可贵样本——黎族刻画。但愿这有序的传承，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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