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在台湾林语堂纪念馆。徐德明摄

　　谢有顺，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一级作家。2006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

　　谢有顺的口才极好，口吐莲花，妙语成章。在前不久中国文学博鳌论坛闭幕式上的发言是即兴脱稿演讲，虽是即兴，却不乏思想深度与严密的逻辑，激情而又理性，有很强的现场感染力。

　　他是作家，又是文学家，也是大学教授，是国内最年轻的博导之一。

　　生活中的谢有顺，知识渊博却没有酸腐迂回之气，上可讲正史考证，下可说野史逸闻，上一秒还是口若悬河的男神教授范，下一秒就成了引人捧腹的段子手。

　　他曾入选国际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的“全球青年领袖”，在此之前，姚明、马云、丁磊、曹国伟、贾樟柯等也曾入选。

　　“全球青年领袖”的选拔标准是：“在各自领域取得非凡成就，具有影响力和领导经验，有服务于社会的强烈意愿，希望用自己的才华解决世界正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入选全球青年领袖的人，都是一些“有问题的人”，谢有顺也不例外。

　　也许，撕下一些标签，谢有顺只是一个有问题、正思考着问题、尝试解决问题的知识分子。

　　曾是失学儿童 读书改变命运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谢有顺曾经因为祖母去世等家庭变故而辍学了近一年，11岁的谢有顺跟随父母到了外地，失学期间，他跟着一个乡村老中医当学徒，背了一大堆的“汤头口诀”。后来，谢有顺的语文老师和大伯坚持让他回去读书，他才重新有机会坐在教室里。“当时连我自己都以为不可能再有读书的机会了，小小年纪便开始自暴自弃”，他这样回忆这段经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刚去世的祖母简陋的墓地就在我教室背后的山坡上”，“我就是在这种境遇下读完小学最后一年的，这样的记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也许正是这些永不磨灭的记忆给了谢有顺质朴的生命底色，他始终自称是“农民的儿子”，这位农民的儿子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在面临升学时，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于是便上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后来保送到福建师范大学。上大学改变了他的命运，上帝给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透过这扇门，通过学习文学，原来那些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就可以通过阅读来深化和体悟。在学习过程，谢有顺发现自己喜欢文学，对文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透过时间，我们便可以看到谢有顺因读书、写作而发生的转向。

　　1990年，谢有顺去福建师范大学报到读书，成为福建师范大学的一名普通在校大学生;1992年，第一篇关于先锋小说的文章发表在《福建文学》上;1993年，开始陆陆续续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通过发表文章，谢有顺不仅靠稿费供自己读完了大学，还养成了阅读与写作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从中收获到一种乐趣。正是这种读书、写作的乐趣，冥冥之中牵引着他走向两外一条路。谢有顺当年读的是定向生，按规定他要回县城教书，回去就意味着写作的中断。为了维持这种兴趣，他放弃了正式分配，选择在福州一家名为《电影之友》杂志社打工。

　　1998年，26岁的谢有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到广州做一名自由职业者。

　　“当今文坛的一大奇迹”

　　2001年，已经辞职三年、29岁的谢有顺成为最年轻的冯牧文学奖得主，那是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和谢有顺共同获奖的，还有莫言。那时的他以“当代中国最年轻的文学批评家”的身份独领风骚，被认为是“当今文坛一大奇迹”。2006年，谢有顺被中山大学以特殊人才引进，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导，这一年，他34岁。

　　此时，他来广州已有8年，距他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已经有12年了。引进的过程中，还有一则趣事。当时的中山大学需要他填写一份材料，谢有顺的简历里提到有二十几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中山大学打电话给他，没有向他核实除此之外的任何材料，唯一要求是让他提供这二十多篇被转载文章的原文。“其实我也理解，中大几乎不能相信，一个34岁的人有二三十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谢有顺这样解释道。

　　这就是谢有顺，他的朝气、锐气和才气既令人吃惊，又令人欣喜。

　　他做过自由职业者，也做过报纸编辑，如今是大学里的“明星教授”，但是无论做何种工作，无论时间怎样改变，他一直没有放弃过文学评论，他以犀利的思想评说当下，直面现代人的灵魂冲突，使批评呈现为一种激越、敏捷、具有冲击力的思想交锋，表现了提出问题的眼光和勇气。

　　中国文学的大格局

　　“当代文学当然有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失去了重大问题的兴趣和发言能力，更谈不上对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了”，谢有顺的讲话掷地有声，不管怎样变化，他始终是那个享受阅读、写作的读书人。

　　11月12日，谢有顺在博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私人经验的泛滥，使小说叙事日益小事化、琐碎化;消费文化的崛起，使小说热衷于讲述身体和欲望的故事，相反，那些浩大、强悍的生存真实、心灵苦难，已经很难引起作家的注意，多数作家满足于一己之经验，依然沉醉于小情小爱，缺少写作的野心，思想贫乏，趣味单一。

　　谢有顺一直坚持以批判的立场探讨当下复杂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矛盾，他思考着整个现代文学的格局，并且能够见微知著。提起去年看到《星际穿越》这部科幻电影时，谢有顺的感触很深：一部好莱坞的通俗电影，尚且可以思考关于人类往何处走，人类的爱是否可以自我拯救等深刻的精神母题，何以我们的作家却只满足于探求那些细碎的、肤浅的生活难题?这是谢有顺的格局，他认为，在一个普遍鄙薄当代文学的时代，要大胆肯定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成就。

　　这就是谢有顺，他保持着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品格，以鲜明的立论和泼辣的论辩介入纷繁的文学现状，直指问题的关键所在——当代作家要实现自我突破，就必须重获对重大精神问题的发言能力，彻底反抗那种无声的文学。

　　对话谢有顺

《散文的常道》封面(图片由谢有顺提供)

　　文见习记者徐晗溪

　　记者：您的新书《散文的常道》很受读者欢迎，您能向读者介绍下这本书吗?

　　谢有顺：2001年，我开始为《美文》杂志撰写了十几篇散文评论，但都是命题作文，所论对象均由杂志社选定，有些也非我自己喜欢的作家。因此，写完这个专栏，我的内心并不满足，感觉对散文还有话要说，就在接下来的这十年间继续写作。

　　记者：您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世界那么大，您觉得作家要不要也应多去看看?

　　谢有顺：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交流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是在作家个体的沉思、冥想中产生。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能和谁交流?日本《源氏物语》的诞生是交流的产物吗?很显然，这些作品的出现，并未受益于所谓的国际交流或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它们表达的更多是作家个体的发现。所以，好作家应该警惕过度交流，甚至要有意关闭一些交流的通道，转而向内开掘，深入自己的内心，更多地发现个体的真理，在作品中锻造出那个强大的“孤独的个人”，惟有这种文学，才会因为有内在的价值而深具力量。

　　记者：从您的角度，您觉得海南能给您带来哪些创作灵感呢?

　　谢有顺：海南文学的创作题材非常丰富，涵盖古今，既有本土原生题材，比如海岛民俗、原住民以及古老的神话故事;又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冒险”故事，比如，奋斗、创业，以及这个过程中的个人遭遇。这些都是很好的创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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