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同仁在重庆合影

主持文物西迁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西迁途中的故宫文物

西迁的故宫珍贵书画

故宫西迁文物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北京故宫博物馆自成立至今已经过90个年头，1925年10月10日，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了成立及开幕典礼，这是故宫首次对普通百姓开放，一时间北京城里万人空巷，人潮纷纷涌向以往无缘涉足的皇家禁苑。

　　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故宫博物院，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理顺充实了博物院的领导机构，故宫博物院进入了平稳发展的鼎盛时期。但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危急，为避免故宫文物落入敌手，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院藏文物精品南迁南京。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刚刚安顿好的故宫文物西迁大西南，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

　　在南京的日子

　　东三省沦陷后，华北局势不稳，国民政府制定了周密的抢运故宫文物计划。经过一年多的挑选，近百万件文物被装进箱子，从1933年2月开始运出北平。在故宫工作人员和军警的严密护卫下，这批文物首先用火车运到浦口，后来因为南京没有地方存放，又由水路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四年。1936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朝天宫设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同年底，由著名设计师童寯设计的朝天宫库房扩建工作完成后，故宫南迁文物再度运到南京。

　　但战火又打破了刚刚到来的平静，1937年8月，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下令转移故宫文物。但当时的情况无法同时撤运所有文物，于是决定先将故宫国宝中的精品共计83箱文物先行迁往长沙，据《故宫四十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书籍记载，此路由故宫博物院的庄严、曾湛瑶、那志良和曾济时等人负责押运，这就是故宫国宝西迁路线图中的南路。

　　当时留在南京朝天宫的故宫文物还有一万多箱，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珍品应该如何保存呢？

　　据时任中英文教基金会总干事和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的杭立武回忆，1937年11月，他在报纸上看到有个饶神父在上海设难民区，让许多妇女和孩子免遭日寇蹂躏。于是杭立武便与南京的一些外国朋友商量，也在南京设立一个难民区，这个难民区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划进去，一直到鼓楼、新街口一带。难民区规划好后，杭立武写信给饶神父，请他把地图转交日本军方，与日方有联系的饶神父促成了此事。

　　就在杭立武筹划南京难民区的时候，有人提出何不借机将朝天宫也划进去，以此来保全故宫文物？关于当时的情况，杭立武在《筹组南京沦陷后难民区的经过》中回忆说：

　　我在进行划设难民区的时候，黄少谷先生（国民党中央委员）告诉我，最好把朝天宫包括在里面，因为朝天宫里有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万七千箱。我说这样做没有用。因为日本人对文物特别爱好，他们一定会进去的。同时，朝天宫离鼓楼也很远，况且我已把地图送到行政院去了。

　　当时我向张岳军先生（张群字岳军，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报告这件事，他问我意思怎么样，我讲最好搬走这些东西，他就打电报到杭州请示蒋介石。第二天得到回电说是要搬，并且要我负责搬运。

　　当时日军已经打到南京外围，城内外一片混乱，也没有交通工具，杭立武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分水、陆两条路线抢运国宝。陆路先沿津浦铁路转陇海线到宝鸡，再换装卡车入川；水路方面，杭立武租了一艘英商轮船，上溯长江运到汉口再转运四川。这就是故宫文物西迁中的北路和中路，其中北路的路线是南京—宝鸡—汉中—成都—彭山—峨眉山一线，中路则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一线。在杭立武等人的努力下，这些国宝一路辗转颠沛流离，途中虽历经日军轰炸、土匪拦截、翻车翻船之险，但最终还是安然无恙，堪称是世界文物搬迁史上的一个奇迹。

　　南路国宝安抵贵州

　　国宝迁徙工作分南路、中路和北路先后进行，其中南路是最重要的一路，也是最艰巨的一路，所运文物均系故宫精品中的精品。

　　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非常注意包装、装箱的工作，装箱是古籍文物搬迁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众所周知，古籍文献好装，而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文物却易碎易变形，需要特别谨慎小心。故宫为此专门向北京琉璃厂的老古玩商学习包装技术，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总结出“稳、准、隔、紧”的四字真言。据知情人透露，当年这些文物打包装箱就花了半年多时间，包装至少四层，有纸、棉花、稻草和木箱，后来，几十万件国宝四处迁徙行程数万里，但几乎没有受损。

　　1937年8月14日，首批80余箱西迁文物装上招商局“建国轮”，由南京水路运往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在附近山上开凿一个山洞来贮放文物，好让这些宝物定居长沙，可未等计划实施，日军就已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政府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国宝迁走不久，湖南大学图书馆即遭日机轰炸，据《国立湖南大学蒙难纪念特刊》记载，此次空袭日寇共投燃烧弹50余枚、炸弹40余枚，同时以机枪扫射，这座哥特式的建筑顷刻间变为瓦砾，馆藏数万册图书化为灰烬。所幸故宫文物已及早转移，没有任何损失，那志良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真是英明之见，我们离开才不过一个月，湖南大学就被轰炸，夷为平地。”

　　1938年1月，故宫国宝转移入黔。这条迁运路线非常曲折，当时湘西一带常有土匪出没，为保证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十辆汽车取道衡阳、永州到广西，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转道桂林、柳州至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最后经黔桂公路的独山、都匀、贵定运抵贵阳，暂存于六广门蒋介石行营。这批辗转运抵贵阳的文物，在此存放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部海外出版的故宫文物专著清楚地记录着文物存放地点：“贮藏在贵阳六广门外一处花园的平房内。”

　　1939年1月，为免遭日军飞机轰炸，这批文物被迁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县华严洞储存，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华严洞位于安顺县城南一公里处，是一座天然洞穴，洞深约500米，有几个宽敞的洞厅，洞中有暗河，还有后洞通风，湿度适中，兼之交通便利地形隐蔽，是一处理想的藏宝之地。这些稀世之宝在安顺一呆就是六年，期间洞中文物还参加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据一份当年的文物清单记载，1939年7月18日，曾取出商周铜器10件、玉器40件，唐以来书画48件，宋、元缂诗各一件到莫斯科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

　　据安顺地方史志记载，当时为搬运国宝，在华严洞附近征购一华里左右的土地修筑公路，以便汽车通行。这些土地的主人虽不知政府购地的真实目的所在，只知是“存储重要公物”，但他们还是将其与抗战联系起来，经过商议，这些普普通通的乡绅把维系家庭经济收入的土地慷慨低价出让，有的甚至分文不取，真是令人感动。1944年，为了感谢安顺百姓，故宫博物院特地举办了一次小型文物展览，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再迁蜀中

　　1944年年底，日军攻陷独山，贵州形势危急，故宫决定将存放在安顺华严洞的文物转移到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一品场的石油沟。

　　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部在重庆南岸海棠溪，院长马衡住在那里，古物存放于贵州安顺、四川峨眉和乐山，分别由庄严、那志良和欧阳道达主管。后来成为著名清史专家的朱家溍当时在博物院帮忙，他在《故宫退食录》中记述了当时转移的情况：“重庆院部派车将保存在安顺华严洞的83箱珍品，接运到四川巴县石油沟飞仙岩，由安顺办事处主任庄上严（即庄严）先生押运，并选择一部分运至重庆展览。马院长命我和王世襄世兄参加这次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临时展览，以前我只是故宫的职工家属，到这时才实地参加工作，包括装车、押车、卸车、抬箱子和开箱整理，以及写说明、写卡片等，脑力体力一齐干。”

　　石油沟面临箭滩河，河对面是飞仙岩和老鹰岩，因当年曾有地质队在此勘探石油，故名石油沟。这一带竹茂林深，幽雅静谧，勘探队走后留下一些空房子和一条简易公路，在此保藏文物十分妥当。文物入库后，由重庆黄山警卫营派一个排的士兵昼夜守卫，庄严夫妇也在此居住，与守卫士兵为邻。每当晴朗的天气，庄严要把部分文物拿出来透气，他曾向友人谈起过这一段守护文物的日子：“那时的一品场人迹罕至，终日闻猿啼豹啸，离我们的住处不远有一条河，每夜都有鸟兽的鸣声，等到深夜，就能听到虎啸声，并且能听到老虎游水过河来，经常卧在我们的窗户外边，抓耳朵、打喷嚏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武装站岗的人员也隐蔽起来，免得老虎误会。”

　　抗战胜利后，这些在战火中流转了大半个中国的故宫国宝从四川各地汇聚重庆，最后又返回了古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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