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安县翰林镇棉堆村附近的墓前岭，是明代广西宾州知州吴孟俅的葬身之所。

定安县翰林镇墓前岭上，吴孟俅墓葬右前方的石龟。

11月25日，省内考古专家实地考察定安县龙门镇龙门山上的古墓葬石雕群。

11月25日，省内考古专家实地考察定安县龙门镇龙门山上的古墓葬石雕群。

　　一热心读者近日提供线索，称在定安县南部龙门镇的一处小山坡上，有石人、石马、石龟和石柱等文物，历来不知道其主人是谁。有人认为它们可能是明代定安举人、广西宾州知州吴孟俅墓葬的组件，但是，吴孟俅的坟茔在翰林镇，相距还有一段路程。如果真是如此，这些石雕为何与墓葬分居两地？

　　为此，海南日报记者邀请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育龙、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研究员阎根齐，在当地干部和村民的领路下，做了一次古墓寻访之旅。

　　龙门、翰林，这两个地名本身就有深刻的科举年代的印记，很能让人联想到古人读书出仕的艰辛和荣耀。

　　这个冬季的海南岛，凉与热、晴和雨的天气轮番“上演”，自由“切换”。不管怎样，此时下乡采访，比起在夏季，是无比舒适和惬意的。

　　进入定安南部，上万年来火山岩风化形成的红土，养分丰富，植被茂盛，使得低矮连绵的群山郁郁葱葱，非常养眼。

　　古人重堪舆之学，琼人则认为定安多“风水宝地”，历史上不少名人和官员，死后往往葬在定安，当地人更是如此。

　　不知其主的石雕群

　　龙门镇有个龙门山，说是山，其实是个小山坡，北面有个因山得名的“龙门山村”。在龙门山朝南的斜坡上，槟榔树下，方圆20米之内，散布着两个石翁仲（俗称石人）和石马、石龟各一，另有两根没入地下半截的石柱，很像古墓前的石旗杆。这些石雕均为玄武岩材质。

　　看到这些物件，阎根齐和王育龙眼睛一亮，拿出卷尺，丈量起这些石雕的尺寸来。其中一个石翁仲“躺”在地上，很方便丈量，高约2米，头部长0.54米，胸宽0.65米，底座宽0.8米，厚0.4米，另一个石翁仲头部已经不存；石龟半埋入红土之中，在村民稍作清理杂草和泥土后，可量得长度1.7米，最大宽度1.1米，龟身上有长方体凹槽，应是载立墓碑的部位；石马的腿也已陷入土中，出露地面高度约1米，前后长度1.8米，马头最大宽度0.3米，长0.65米，马屁股宽0.4米。

　　龙门山村村民甘家词告诉专家们，以前还有石狗、石羊和石鸡等体积较小的石雕，但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盗走了。

　　阎根齐和王育龙询问附近是否有古墓时，甘家词等村民都说没有。说到这些石雕的由来，他们则讲起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仙人夜里过路，被一位妇女起夜解手时看见后，便从天上掉下来，变成了石头的样子。

　　听了让人付之一笑的民间传说，王育龙初步推断这些石刻最早可能是元代的文物，但明代的可能性更大；阎根齐从规格来判断，觉得有可能是御赐葬的附属物，死者的官位应该比较高。

　　墓前岭上说古墓

　　带着疑窦，继续南行，进入翰林镇。在棉堆村（原名木棉堆村）一片水田环抱的墓前岭半山腰上，村民吴祖丞指着一座高约1.5米的土堆告诉记者，这是吴氏先人、明代广西宾州知州吴孟俅和其夫人合葬的坟茔。此处离龙门山约8公里。

　　仔细一看，墓的周围还有稀稀拉拉的两层方石，墓茔坐南朝北，前方有一石鼎，高29厘米，宽22厘米。阎根齐说，这是古墓葬常见石五供之一，其余四个估计被毁了。石鼎后面，地上还有一张长90厘米，宽66厘米的石案。

　　坟茔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高约40厘米，直径1.2米，孔径18厘米，孔深6厘米的旗杆石座；右侧有一石龟，规格与龙门山上的几乎一致，只是龟背上的纹路更深、更逼真，也有凹槽，但未见墓碑。

　　吴祖丞说，这座古墓曾经两度被毁，一次是在“文革”期间，墓碑被砸，围砌在墓体上的方石，多数也被挖去修桥铺路，或盖猪圈；一次是在1988年，盗墓贼炸坏了棺椁的一角。

　　既是吴孟俅夫妇合葬之墓，应有两个石龟和两座墓碑，即使墓碑被毁或被抬走另作他用，石龟太重，是搬不走的。那么，另一个石龟在哪里呢？

　　“还有一些石马和石人一直放在龙门山，没有来得及运过来。”吴祖丞的解释，似乎揭开了龙门山石雕群的神秘面纱，“自古以来，民间安葬死者，不但讲究选址，还要挑好日子和好时辰，当年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石雕无法及时运到翰林，但时辰一到，吴孟俅的灵柩就下葬了。”

　　吴祖丞还说起一个吴氏族人口耳相传多年的故事。安葬吴孟俅时，族人苦苦盼着其余墓葬石雕的到来，但就是迟迟未见，堪舆师却交代，只要看到“鱼上树”或“戴铁笠”的景象，就要下葬。说来也凑巧，就在吴氏宗亲等待的时间里，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了，有一个人赶集回来，看到围了很多人，也过来围观看热闹，还先将买到的鱼挂到树杈上，这就是所谓的“鱼上树”；还有另一个赶集的人，由于太阳很大，便举起刚买的铁锅来遮阴，此之谓“戴铁笠”。

　　当这两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墓园构件尚未到齐，带着历史的遗憾，吴孟俅被安葬了。

　　王育龙前些年调查过海南古墓葬，他表示，龙门和翰林这两处没有关注过，从用材和雕工判断，它们应该是一体的，传说也很有道理，值得深入挖掘历史信息，希望当地文物部门能够重视，加以保护和修缮。

　　阎根齐也认为龙门的石雕群和翰林的古墓应该是一回事，按这样的高规格，如果墓主不是享受到了御赐葬，就是族人为了纪念他而“高配”了墓葬的规模，因此墓主的故事有待深挖；不过，像这样的明代墓葬，在海南已经不多见，譬如重修的海口丘濬墓和海瑞墓，文昌的韩俊墓，定安的王弘诲墓，屈指可数，定安县可以考虑将两处合而为一，建成一处历史文化景观。

　　广西好官吴孟俅

　　热情的吴祖丞还带记者一行5人前往棉堆村。村口吴氏宗祠有一副对联：“延陵浩荡太伯高祖继霜一脉家声远，渤海溟洋唯冠先宗炳傭千秋世泽长。”道出了这一支吴氏族人属于“小宗”，郡号“延陵”，像清代琼山进士、《四库全书》编修吴典，也属延陵支派。与之相应的是“大宗”，郡号“渤海”，如唐代就迁琼的尚书吴贤秀，就是渤海支派。不管大宗小宗，他们都有共同的祖先——商末主动避居吴地的周太王（古亶父）的长子泰伯（也称太伯）和仲雍，他们是周文王的伯父。

　　在棉堆村，几位老者告诉记者，他们的渡琼始祖是吴霜，宋代就到澄迈当知县，后来有裔孙迁居定安县城附近的潭榄村，然后又有一支迁到翰林的古井村，再后来，又分出一支迁来棉堆，村里现有68户300多人。另一副祠堂对联中就有“潭榄根深”“木棉叶茂”等字样。

　　一位村民一边翻起族谱一边说，吴孟俅就是潭榄村人，他埋在翰林后，族里还派出两户人家住在墓前岭附近，负责接待前来洒扫祭拜的人，前几年才搬走。

　　正德《琼台志》和《定安县志》中都有吴孟俅的记载，而族谱里还有明代江西进士董越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对其行状记述较多。

　　吴孟俅（1429-1491）是景泰丙子科（1459年）举人，与海宽（海瑞的祖父）同榜。中举后，吴孟俅参加过4次会试，均落第，被选任广西宾州（州治旧址在今南宁宾阳县宾州镇）知州。当时的宾州地处交通要冲，官府物资运输繁忙，匪患频仍，更甚的是，由于兵役和徭役繁重，甚至有妇女充当劳力的情况。

　　吴孟俅到任后，先是普查人口，有5个男丁的家庭，抽取一人编入行伍，这些人在战时集结起来打仗，闲时则回家种地，有效地减轻了宾州壮族民众的劳力负担。吴孟俅在平定匪乱，解救平民的同时，还将因兵荒马乱而流离失所的流民集中起来，让他们有地可种，有房可住，还解决户口问题，各得其所。

　　吴孟俅的廉能不但受到上级长官赞赏，还深得民心。据《明实录》记载，弘治三年，1490年，9年任期之后，吴孟俅本应离任，但当地壮民和瑶民纷纷拦道不忍他离去，于是皇帝便下旨让其留任。

　　不久，之前平息过的八寨壮族和瑶族部落再次动乱，吴孟俅只身前往峒寨，说服酋首，使之甘愿受官府管辖，允许他们进城做买卖，但不能携带兵器。由于吴孟俅经常跋山涉水，深入山区纾解民怨，续任第二年便因染上瘴疠，卒于“思恩军民府”（土官管治，清代才正式成为府）。

　　吴孟俅死后，其子吴应奎担心“父德泯没无传”，便拿着临高举人、江西临江同知王佐所写的传记，来到南京，恳请时任礼部右侍郎董越撰写墓志铭。吴应奎继娶的王氏是王佐的女儿。早在其父去世前的弘治元年，1498年，吴应奎就曾赴京求丘濬为其母亲程氏（1480年谢世）写墓志铭。

　　吴孟俅的次女吴邦彦嫁给琼山进士冯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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