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城市三亚还拥有丰富的热带雨林景观资源。 记者 张茂 摄

光绪《崖州志》的插画，让人联想到古时候的三亚是那样的宜居，宛如世外桃源。

　　进入冬季，北方天寒地冻时，三亚依然温暖如春。凭借着气候资源优势，三亚吸引了八方来客，不少人因此而留下工作、定居。

　　站在三亚街头，你可以听到南腔北调，一群人聚在一起，聊起家乡来，往往分布在大半个中国的版图上。

　　其实，三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数千年来，黎、汉、回、苗等一个个族群移居于此，说着不同语言，和谐共处。

　　12月8日，由三亚市政协组织编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亚史》正式出版，梳理了三亚历史演进过程，也记录了三亚移民者们的足迹。

　　从流贬之地到避难之地

　　“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鱼盐家给无墟市，禾忝年登有酒樽。远客仗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这是一首赞美三亚市崖州区水南村的诗作，作者是被贬至崖州，而后居住在水南村的宋代名臣卢多逊。

　　除了卢多逊外，赵鼎、胡铨等贬谪崖州，对当地产生深远影响的宋代重要朝臣也都曾寄居于水南村。

　　根据资料，海南作为流贬地，始于隋炀帝，唐宋时达到顶峰，并延续至明代中期。

　　其中三亚，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被流贬至三亚地区的官员，大多与当时朝廷重大政治事件有关，所以三亚历史上的贬官中不乏高官重臣。根据资料，如今可查考到的流贬三亚地区的唐代贬官共有12位，其中两位未出行就自缢而亡，剩余10位贬官中有3位宰相、2位皇室、1位外戚等，宰相、王室，或与宰相、王室有牵连者占了多半。

　　“如果说，辟郡置县为海南包括三亚地区融进中国历史的大格局提供了基础框架的话，那么，贬官所携带和传播的儒家文化思想则是这个硬件框架上的软件，使得海南包括三亚地区从形式到内容，缓慢融进中原儒家文化圈。”《三亚史》的编写学者之一周泉根说，这正是唐代开始的，向海南包括三亚地区流贬官员的正面意义和积极影响。

　　宋元时期，是三亚地区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移民史上的重要时期。北宋占领海南后，重新调整了海南的行政区划，将原来地处海南岛东北部的崖州并入琼州，将地处海南岛南部的振州改称为崖州，专属琼南，“崖州”遂成为三亚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知名度最高的称谓。

　　据资料，“靖康之难”使得黄河以北土地尽归金所有，康王南渡后更无力收复故土。宋金之战连年不断，大批中原人民因此南迁，其中不乏迁居岭南乃至海南者。

　　据学者研究，在这一时期，中原内地向海南移民人数达10万人以上，主要有避难百姓、海上遇险客商、驻军、流贬官员、因占城动乱迁来的回民、外国商人等。在这些移民中，有不少落籍崖州（吉阳军），尤其以驻军、流贬官员后代、海上遇险客商，及相邻占城等国战乱迁来的穆斯林等最多。

　　从避难之地到多民族聚居地

　　有“海南第一楼”之称的海口五公祠，是为纪念唐、宋朝时期贬谪到海南的五位著名历史人物而建的。他们是唐朝名相李德裕、宋朝名相李纲、李光、赵鼎、名臣胡诠，俗称“五公”。

　　宋朝时期，被流贬至海南的朝廷官员数量较唐代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被流贬至崖州（吉阳军）的官员约有20人，赵鼎、胡铨都在其列。据史料记载，胡铨贬谪崖州（吉阳军）时期，是他诗文创作的高峰期，“日率作诗数十首”。同时，胡铨还收黎家子弟入学，尽其所能帮助当地民众改进耕作技术，倡导兴修水利以抗天灾。

　　宋元时期落籍崖州（吉阳军）的南来移民，特别是流贬官宦，对琼南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对海南包括三亚地区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也为琼南旅游胜地的开发留下了宝贵遗产。流贬官员对当地旖旎风光的歌咏赞赏，为各景点积累沉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至于后来，这些为纪念前人而开发建设的部分景点，如今仍是琼南地区包括三亚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此外，南来移民带来的内地农耕技术、手工业制作技术和土地开垦需求的增加，都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移民中的名门望族重视文化教育，也对提升吉阳（崖州）的文化教育水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总体来说，宋元时期落籍崖州（吉阳军）的大量移民，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吴松弟编著的《中国移民史》一书描述，“靖康之乱阶段的北方人口南迁，其规模之大，迁入人口之多，影响之深远，无疑要超过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阶段。”

　　“宋元期间，崖州（吉阳军）的水陆交通、农业经济、内外贸易日益发展，东南沿海移民的大量迁入，前来琼南的官宦、文人渐多，崖州（吉阳军）在政坛、文坛，官方、民间的形象开始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历史性的。”《三亚史》编写学者之一的曾庆江说，宋元之后，明清两朝不再把崖州当作流贬之地，与外界对崖州（吉阳军）认识上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宋元时期的移民以汉族为主，但也有不少回民，主要有两大基本构成：一是因航海途中遭遇抢劫，或遇到自然灾害，或躲避战乱而从海上迁入的外籍穆斯林，以波斯、阿拉伯人为主体；一是从大陆南迁的回族居民。三亚回族的构成，基本上在宋元时期得以定型，逐渐使吉阳（崖州）形成了汉、黎、回多民族融汇共存的局面。

　　“虽然因种种原因，民族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但总体上能够平和相处，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趋势。移民还促成了吉阳（崖州）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局面。”曾庆江说。

　　从多民族聚居地到国际化都市

　　今天的三亚，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日趋完善的城市配套，开放包容的人文氛围，吸引众多游客的同时，也有许多“候鸟”人群、外来务工人群，高端科研、技术型人才群来到三亚定居，其中包括不少外国人，尤以俄罗斯人居多。

　　而明代时期的海南，凭借拥有大量未被开垦的荒地，以及明太祖朱元璋赞以“南海奇甸”的美名，自然而然地成为大批移民的目的地。

　　据学者研究，到了明代，从内地迁居海南的移民达四五十万之众。随着大批移民的迁入，本土黎族封建化进程也在加快，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相互融合，崖州也因此成为汉、黎、回、苗等族群的共同聚居地。

　　《三亚史》编写学者之一的张朔人说，鉴于海南“内黎外海”，既要控制“黎乱”，又要防御沿海倭寇和海盗的袭扰，因此明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海南的军事建设，其军事布局和军事力量，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加完备和强大。此外，为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有效统辖，明代朝廷还通过行政手段，不间断地从全国各地向海南委任官员。

　　因此，明朝时期落籍崖州的移民中，以军事移民、官宦群体、回民、苗兵苗民、疍民居多。“其中，军事移民所携带的中原文化、社会习俗等，对崖州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官宦群体则在执行中央政权律令、保境安民、发展农业生产、传播中原传统文化、兴办儒家教育等方面，极大推动了崖州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步。通过他们的传播，崖州也更为外界社会所了解。”张朔人说。

　　明代的崖州已形成多民族聚居的社会状貌，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崖州逐渐成为拥有多元宗教信仰和多元文化习俗的大家庭。

　　到了21世纪，三亚更是从多民族聚居地逐步向“国际化都市”迈进。三亚的新一代“移民”在为三亚拉动内需、创造经济效益、助推城市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在先进技术理念的引进、多元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等方面，新一代“移民”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多民族融合，多文化碰撞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宋元时期的崖州是如此，21世纪的三亚也是如此。

　　“城乡融合、内外融合，在整个中国都是大趋势。在这个融合过程中，观念、习惯、能力等，带来的差异是难免的。”三亚市副市长李柏青说，正在经历大融合期的三亚，或许因为外来文化、观念的冲击，需要经历某种痛苦，但在这种痛苦之后，三亚肯定会迎来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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