舂米臼

黄文荣展示狩猎工具弓箭

末代亩头王国全

毛道乡政府及周边村庄

收山兰

 五指山百年谷仓

　　斑驳陆离的百年谷仓、布满灰尘的舂米臼，还有那束之高阁的狩猎弓箭……这些被现代生活遗弃的一件件实物，仍在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历史。

　　在近日召开的五指山市“两会”上，政协委员黄传雄递交了《创建“合亩制农耕文化园”，助推五指山旅游业发展》的提案，并在大会上发言，提出要充分挖掘和保护黎族“合亩制”文化，引起与会人员热议，渐渐被人遗忘的黎族合亩制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毛道乡的百年谷仓、舂米臼等作为黎族人的一种生产生活用具，制作工艺特别，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能保存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会鼓励村民把这些用具继续保护下来。”五指山市人大代表、毛道乡党委书记王昌江表示，在未来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中，这些遗留下来的“宝贝”将成为独特的文化元素，增添当地旅游的文化内涵。

　　五指山尚存合亩制时期部分实物

　　百年大谷仓能装7000斤稻谷

　　在五指山连绵的崇山峻岭间，山路蜿蜒曲折，一些山间盆地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村庄。

　　据村里年长者介绍，在解放前，这一带交通闭塞，老百姓除了出来交换一些盐巴和少量铁器外，其他生产资料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正是因为相对偏僻封闭、几乎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那就是黎族合亩制。大家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一种生产和社会组织，共同劳动，不计报酬，产品则按户平均分配，这种原始公社制残余的社会经济组织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步入社会主义新时期，黎族合亩制时期的生产方式才被瓦解。

　　五指山市毛道乡是合亩制社会形态的集中地区，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合亩制时期的一些生产工具，如谷仓、舂米臼以及狩猎弓箭等，部分村庄还有农民在坡地上种植山兰稻（一种旱稻，产量比普通水稻低很多），同时，毛道乡还有一些健在的且经历过合亩制时期的老人。

　　近日，记者来到毛道乡红运村委会空洪村，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五指山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空洪遗址”，这里曾考古发现梯形石锛、双肩石斧、双肩大锛石器工具等文物，可见这个村庄不缺少历史文化。在距离石碑不到10米的位置，一座木制的大型谷仓矗立在村庄椰子树下，格外醒目，上面用茅草盖顶。

　　“这个谷仓有一百多年了，我爷爷在的时候就有了，今年我都68岁了。”村民黄明金告诉记者，谷仓可以装7000斤稻谷，前几年他家还在使用，自从盖了新房之后就没有再用了。

　　据介绍，在合亩制社会时期，村里的谷仓都是独立的，全村共用，距离民房有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距离，谷仓木头结实，可以防老鼠，防火，仓门用锁头锁住，如果不用钥匙，很难打开，具有较好的防盗功能。

　　“这个谷仓已经成为村内的‘文物’了，我要好好保护起来，谷仓的茅草2到3年就要更换一次，现在茅草很难找，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割。”黄明金对村里的谷仓颇有感情。

　　在空洪村，记者还在一户村民的柴房里发现了多年不用的舂米臼。随后，记者在毛道乡毛枝村委会空中村、毛卓村委会番道村以及毛道村委会空茅村等村庄都找到了百年谷仓，有的搁置在村里偏僻的位置，已经不再使用，有的仍然在使用中。

　　记者发现，毛道乡的不少村庄都依山而建，地势低洼处就是农田，部分村庄处于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频发区。在毛道乡毛卓村委会番道村的一处坡地上，矗立着一座百年谷仓，高2米多，仓门紧锁，仓顶用铁皮棚盖着，谷仓底部用石头垫起来，用以防潮。“这个谷仓我嫁过来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是村民共用，可以装好几千斤稻谷。”今年90岁的黄荷东说，谷仓结实耐用，只要不被雨淋到，还可用很长时间。

　　毛道乡毛枝小村的黄文荣今年87岁，曾担任过毛道人民公社副社长，他经历过合亩制社会时期，对合亩制社会形态较为了解。

　　据黄文荣回忆，他当时所在的“合亩”只有3户，一共12人，由爷爷当“亩头”。在合亩制时期，男女分工明确，像插秧、割山兰等活都是由女人来干，犁田、挑山兰等重活则由男人完成，女人不干男人的活，同样，男人也不干女人的活。“我那时候还小，主要负责放牛。”

　　在插秧、割山兰或犁田之前，先由“亩头”示范，象征性插几株秧苗，割几把山兰，然后大家才开始劳动。遇到亩内成员有人建房或办婚丧大事，合亩成员几天都不干工，大家一起都来帮忙，不取报酬。

　　提起狩猎，黄文荣特别兴奋，他起身走进房间，从一个角落里找出了一把弓，配上箭头，在记者面前比划着。把弓拉起，一瞬间，箭头射出好几十米。

　　据黄文荣介绍，这弓臂用具有弹性的木材制作而成，弓弦用的是白藤，箭头是铁制的，且带有倒钩。“以前我们狩猎的弓比这把弓要大很多，箭头也要粗一些，箭头射进猎物身上就很难拔出来。”黄文荣说，村里人一般选择农闲的时候集体出去打猎，获取的猎物大家平分。

　　合亩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

　　至解放前五指山区还有20多个乡实行合亩制

　　合亩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才被人关注。

　　1950年，《新观察》杂志第三期发表了第四野战军随军记者尤淇撰写的《琼崖黎民山区访问记》一文，介绍了黎族合亩制社会特殊的生产方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7年，中国当代民族学者海南人岑家梧在《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一文中写到，在海南岛山区的中心地带，直至解放前，还残留着原始公社氏族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合亩制”遗迹，这些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包括20多个乡1.5万人。

　　“合亩”是汉语的意译，黎语中意为“大家一起做工”。“合亩”的一般情况是：一个“亩”包括若干小家族，各个家族之间有着血缘关系，有些“合亩”还接受非血缘的外来户参加。“合亩”的规模最小为两三户，最大达30多户，一般为五六户。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工具为各个家族所有，牛只和土地带有两重性，有些为各家所有，也有些为全亩所有，生产资料不论属全亩所有或各家所有，都由全亩统一经营，共同劳动，产品则按户平均分配。

　　据学者们调查发现，每个“合亩”有一位“亩头”，由父系长辈担任，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亩头”主持合亩的生产和分配，处理合亩内外的一切公共事务。亩内各户称亩众。亩内的农事活动均需亩头夫妇举行原始宗教仪式作先导，然后亩众按严格的男女分工进行集体劳动。合亩共耕收获的产品，扣除一部分留作公共开支（如种子、周济粮、酿酒粮等），再按亩提取三至五斤“稻公、稻母”谷，给“亩头”夫妇享用，其余按户平均分配。“合亩”内成员有互相帮助的传统，一家缺粮，各户相助。猎得野兽者，将兽肉平均分给各户。

　　参加合亩的外来户有“龙仔”、“工仔”两种。“龙仔”系因贫穷破产或受迫害而投靠他人的人。被投靠者叫做“龙公”，绝大多数为亩头。“龙公”接受“龙仔”，需当众砍箭立约，以示日后不得反悔；“龙仔”则需交若干牛只或铜锣给“龙公”，改姓“龙公”的姓，有继承当亩头的权利。此种依附关系一经确立，便世代相承。“龙仔”除担负合亩的生产劳动外，还得无偿为“龙公”家里劳动。“龙公”有义务为未婚的“龙仔”完婚。“龙仔”成家后，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享有自己参加渔猎、手工业等副业劳动获得的收入。“工仔”多系从小卖身抵债，没有人身自由，终年为合亩和亩头从事繁重劳动，社会地位比“龙仔”更为低下。部分亩头由于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某些特权，往往在分配中多得产品，出现了剥削现象。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高和曦在《黎族合亩制地区的文化变迁及其发展》一文中这样叙述，黎族合亩制地区受外界影响较小，是保留最为古老文化的地区之一。在当时的合亩制地区，人们还盛行着刀耕火种、牛踩田、手捻稻等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以木制工具为主，铁制工具为辅。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不得不以群体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获取有限的生存资料。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共同劳动，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生活上互相帮助，是一种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随着海南岛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19世纪下半叶，合亩制外围地区开始出现了私有制因素，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私有制因素已经浸透到合亩制大部分地区，致使整个合亩制地区的社会关系变得错综复杂。

　　中国学术界对合亩制地区的社会性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其社会性质处于原始社会父系家庭公社瓦解而直接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中；有的认为封建经济居主导地位，带有原始公社制残余；有的认为是半奴隶制半封建社会；还有的认为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庭公社阶段。《中国黎族》一书认为合亩制的性质是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的家庭（家族）共耕社。

　　解放后，合亩制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较为顺利，首先实现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合亩制地区的黎族群众来说，这是一次由“公有”走向“公有”的社会变革，性质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式却似乎相同，在群众看来，只不过把“小合亩”变成“大合亩”而已，因此，“合亩”的群众很顺利地接受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并习惯性地称呼它为“大合亩”。

　　合亩制研究曾出现两次高潮

　　合亩制文化遗存还需挖掘和保护

　　对合亩制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对于黎族早期社会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探讨我国原始社会史尤其是家长制家族公社的发展规律，可以提供许多具体而生动的材料。

　　新中国建立之后，黎族合亩制的研究越来越引起有关领导机关、大专院校和学术研究部门的关注。1954年、1956年、1957年和1958年，曾先后4次对合亩制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不少专家学者根据历次的调查材料撰写和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为今后继续深入调查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近日，记者就黎族合亩制社会形态学术研究情况，采访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南海文化博物馆副馆长高泽强。

　　据高泽强介绍，黎族合亩制社会形态的存在，反映出当时海南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专家学者们对合亩制社会形态的研究主要有两次高潮。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调查组专家在当地的黎族中，发现了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而后发表了有关合亩制社会形态的论文，在全国引起轰动。这段时期，不少专家深入海南黎族地区，开展合亩制相关内容调查研究，并相继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这是合亩制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气象。合亩制的研究经过“文革”中断之后，又重新得到各方面的关注。1984年，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在五指山市（原通什市）举行全国性的合亩制研讨会，并出版了黎族合亩制论文集，一批专家学者在合亩制研究方面又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合亩制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以前，对黎族合亩制的研究专家多数不是黎族人，由于没有长时间深入黎族合亩制地区群众的生活，又不懂黎族语言，他们研究的视角主要从宏观上切入，譬如合亩制的社会性质、地区分布以及生产生活基本特征等。“黎族合亩制地区群众的信仰、姓氏起源、迁徙过程以及神话传说等微观方面也值得研究。”高泽强说，专家调查的合亩制地区群众最初并不是居住在这一区域，他们是从现在的东方市一直沿着昌化江迁徙到现在的五指山、琼中等中部山区的。进入新世纪，这一特殊的黎族历史文化渐渐被人们淡忘。

　　高泽强认为，随着黎族地区群众的汉化，再加上经历合亩制社会形态时期的老人陆续过世，今后研究黎族合亩制会变得越来越难。希望有关部门对黎族合亩制这一社会形态的研究和保护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王国全：从末代亩头到文博专家

　　文海南日报记者 易建阳

　　“亩头”是每个“合亩”组织的领导者，具有一定威望。随着时光流逝，黎族“合亩制”社会形态下的“亩头”逐渐离开人世。

　　今年77岁的王国全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出身黎族“合亩制”一个“亩头”家庭，身为长子，俗规即为“亩头”的合法继承人，王国全9岁就当了“亩头”，也是黎族地区最后一代“亩头”。

　　王国全出生在五指山市通什镇报龙村，从小深受黎族“合亩制”半原始社会文化的熏陶。“按照当地习俗，当亩头必须要有妻子，因此，由父母做主，我8岁就结婚了。”王国全告诉记者，当时父亲跟王国兴干革命，经常不在家，他9岁就担任“亩头”。

　　1950年5月1日，海南解放。原通什乡人民政府创建通什中心小学，入校学生都是山区黎族农民子弟，不管学生年龄大小，都挤在同一年级的班里进行文化开蒙，有的学生甚至已有了孩子。其时，王国全12岁，是“合亩制”村民选送上小学读书，接受现代文化涤荡洗礼。初始不懂海南话和普通话，又没有课本，一切从零学起。

　　“其实我以前不叫王国全，我原名王老难，1954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范学校成立时，我带领小学生打鼓跳秧歌舞庆贺，时任自治州州长王国兴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叫王老难。”王国全说，他至今还记得王国兴给他改名字的情形。王国兴当时说，黎族人民都翻身解放了，还有什么“难”？要改名叫王国全。

　　王国全完成小学6年制的学业后，195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范学校，在学校党支部引导和教育下，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国全1960年参加工作，曾任保亭县法院副院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馆长等职。1985年出版专著《黎族风情》，1993年被评为高级职称。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资料文章和论文80多篇，其中国家级报刊发表论文《试论黎族合亩制存在的客观条件》等8篇、国际级报刊发表论文《黄道婆与黎族棉纺织工艺》等3篇，参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画库》、《黎族大辞典》、《黎族传统文化画册》、《中国黎族》等书册，并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为中央电视台编写《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大家庭》系列报道“黎族专集”。王国全多年潜心黎族文化研究，是黎族地区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博专家。

　　虽已退休多年，王国全仍然关心黎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等相关工作，参与一些重要民族文化活动，并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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