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在研究更路簿。

周伟民用于研究《更路簿》的资料。

《更路簿》手抄本及复印件。

周伟民与夫人唐玲玲共同出版的《南海天书》。

更路图。 （本版照片均由海南日报记者宋国强摄）

　　记者 尤梦瑜

　　随着现代航海技术的进步，“动态的发展的”《更路簿》早已在历史中“停笔”。通过四处走访与调查，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发现，现存于世的《更路簿》仅有10余本。

　　《更路簿》的重大价值与意义不必赘述，那么，面对如此现状，我们又该如何采取措施保护呢？

　　大名鼎鼎却又“无人问津”

　　《更路簿》的境遇有些尴尬。

　　我国对于文献资料有着明确的分类：古籍（1912年以前）、民国文献（1912年至1949年）等等。除此之外，可移动文物也有着自己的定义标准。而《更路簿》的尴尬在于，由于现存的版本基本都在私人手中，导致国家在进行古籍、民国文献普查或是可移动文物普查时，这些《更路簿》是完全“消失”的。换句话说，媒体与学界的关注让《更路簿》大名鼎鼎，但当人们在全国权威数据平台中寻找时它却是难觅踪影。普查不到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保护的缺失。

　　《更路簿》，作为一个手抄文献，可按照古籍和民国文献进行分门别类，即使是不属于以上两类的现代的《更路簿》，也可进入公藏机构，列入收藏类别。”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省图书馆地方文献与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乔红霞说。

　　虽然《更路簿》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但这仅是对《更路簿》这项技艺的保护而并非是对这些纸质文献资源的保护。

　　那么，这些尚在私人手中的《更路簿》是否有可能放入公藏单位中呢？

　　“对于这种情况，公藏单位可以进行征集。出于尊重老船长们的传承，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相应的《更路簿》。此外，私人也可以通过与图书馆或博物馆这些机构协商进行托管，所有权仍归私人。私人保管条件十分有限，因此对于这些宝贵的纸质文献来说最好是能由图书馆、博物馆这样的公藏单位征集或托管，纳入国家文献资源保护体系。专业的机构拥有完善的保管条件及文献的制度化管理，所以，由它们来保管，《更路簿》的寿命会更长。”乔红霞说。

　　挖掘深层价值 发展现代学术

　　“《更路簿》记载的是航线，但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就是航线，还有古代渔民的出海情况。”乔红霞说，人们应该看到这背后更为丰富的资源。犹如丝绸之路所蕴含的并非只是一条线路上的往来。“虽是航道、线路，但其实已辐射为文化圈。应该以文献带动文化，让《更路簿》这样的珍贵资源从小众走向大众。”

　　当《更路簿》可以从私人收藏转为面向公众时，学术研究、展览宣传等等都可以让它在现代“活”起来，同时，人们可以通过对它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研究，而逐步形成学术类别、知识门类。乔红霞说：“它所代表的其实是南海文化。辐射开来，水文、生态资源、政治、经济等等都是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

　　莫高窟里发现的敦煌文献承载的内容极为丰富，通过学术组织的研究等已形成敦煌学。省社科联研究员赵康太也曾表示，得益于周伟民、唐玲玲两位教授的努力，“也许因为《南海天书》的出现，一门新兴的学科——更路簿学会随之而生”。周伟民在其著作中也有提出基于资料基础丰厚、拥有学理基础和学术空间等，可以尝试建立一门国际性的独立学科“更路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