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起，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与唐玲玲伉俪就开始了对《更路簿》的研究。20余年来，通过田野调查、史料收集等方式，两位教授在2015年底出版专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对海南渔民自古以来自编自用的《更路簿》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解读。

　　在该书中，两位教授做出了清晰的解释：海南岛渔民在历史上独创的“南海更路簿”，又称水路簿等，学术界通常称《更路簿》，在没有完备的海图和导航设施的年代，作为指导渔捞实践活动的航海指南，即渔民手中的实用工具书，是海南渔民长期在西沙、南沙群岛等通过航海和渔业生产实践留下来的经验总结。

　　在海南渔民航海过程中，用《更路簿》来指导航向时，其中的“更”既指角度，也指时间。路，即里程。由于海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以地名间的间距来标示“路”。于是《更路簿》中的“路”，是一种虚拟的形态，它只有跟“更”和罗盘结合起来才能体现。“更路”（即航线）表示里程。概括地说，“更路”既表示时间又表示航向和里程。簿，就是今天说的“本子”。

　　据周伟民考证，《更路簿》最早产生于元代初年，一位叫符再德的渔民出发南海捕捞，凭借着多次航行，慢慢形成了“更路”。这也是潭门渔港被认为是“千年渔港”的重要依据之一。周伟民认为，《更路簿》这个名字至少已经存在七八百年。

　　通过整理，周伟民表示目前《更路簿》存于世仅有10余本。他二人的著作对多个版本的《更路簿》都作了详尽注解。周伟民告诉记者，这些《更路簿》总体反应了4个特点：首先，《更路簿》完全是为了渔民实用而产生和流传的，它所记录的航道与现在的航道大体一致，经纬度大体相同；第二，所有《更路簿》总体来说都是记录南海更路，简略记录了国外的更路；第三，它证明了中国渔民历史上就已进入西、南、中沙群岛进行捕捞；第四，《更路簿》是动态的、发展的，老船长们会根据经验不断修改补充。

　　在周伟民看来，这些现存于世的《更路簿》也各有特色。不同的《更路簿》往往所记载的更路也有差异。例如，王诗桃的版本就记录了279条更路，是目前现存版本里记录最多的，而记录最少的则是蒙全洲手中的版本，仅有87条。从内容上看，苏承芬的《更路簿》中出现了中沙更路。在现存版本中，郁玉清抄藏本《定罗经针位》所记载内容历史最为悠久，可追溯至元代末年，但原本已不存在；通过对纸张等推测，周伟民认为卢家炳的更路簿藏本是现存《更路簿》中最古老的，应有一百余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