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卢家的光荣烈属牌。 周晓梦 摄
卢惠民家长满藤蔓的老屋。 周晓梦 摄
卢凤章（左）和卢民辉（右）。 周晓梦 摄
文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王茀麒
时间，有不同的形态。
一种静止不前、凝固默然。70年前，海南爱国华侨青年卢惠民被敌军围捕时，他选择吞弹自杀，将自己摆动的生命时钟永远冻结在27岁的刻度上，仓促而决绝。
另一种快速向前，流动不息。70年来，作为卢惠民的家族兄弟宗亲，卢凤章和卢民辉在转动无休的时间转盘上一点点守护着所有关于他的记忆，零碎而珍贵。
新式青年，胸藏革命火种
晌午的海口市三江镇南桃村，骄阳似火。
站在残败破落的老屋前，卢凤章扯开缠绕在木门槛上的绿藤，单手倚着褪色枯朽的门框，他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到了嘴边，却只轻轻地蹦出两个字，“变了”。
所有的变化背后都会有故事，而这个故事的起点，是在1919年。那一年，卢惠民作为家中长子出生，家人按辈派为他取名为“信章”，后才更名为惠民。信章的父亲是一名侨居泰国的商人，以常年在外的勤劳和诚朴为家庭换来殷实家底和言信名声。
“他比我大8岁，长得白净文气，爱读书爱写字，有时学了文章故事就给我们讲。”今年89岁的卢凤章回忆，当年南桃村里读书识字的同龄人不多，他这位同族兄长是“不多之一”，小惠民在村办学堂念完小学后，凭着漂亮的成绩单考取了当时的琼山师范学校。
当年，十几岁的卢惠民负起行囊，第一次尝到了独立的滋味。就在他逐渐适应“少小离家”滋味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民国政府半壁苟安，东三省沦陷，而更大的灾难正即将到来，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亦不例外，岛内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民族斗争运动在人民群众中不断高涨。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到学校后的卢惠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那双曾经只看过五言律句、《离骚》、《出师表》的眼睛，看到了令人热血涌动的场景与书籍；那双只听过平仄韵律的耳朵，听到了群众高亢真诚的呼声与呐喊。
这一切，就像一道道光束，直直打在这个新式青年身上。
时间到了1938年，那是山雨欲来的前夜，卢惠民从琼山师范学校毕业后，正准备投奔革命根据地时，不料他的父亲从泰国赶回家乡，执意要将他带到千里之外的陌生国度。
“作为家中的长子，他的父亲坚持把他带到泰国，是希望他能接手家中的生意。” 卢民辉说，但当时的卢惠民并不愿意走，他想留下来。
然而，个人在乱世中的存在往往受现实牵引，选择常常被裹上无奈。但对于在心中日渐深埋火种的卢惠民而言，生命悄然间早已埋下伏笔，此后他的命运必将卷入这个灾难频仍的家国之中。
不顾父愿，一心回国抗日
和当初求学一样，卢惠民再次踏上了离乡的路程，随着父亲去泰国。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未知惶恐，他知道自己的方向在何方。
到泰国后的卢惠民，一边熟悉异乡生活，一边在店铺里帮衬父亲打理生意买卖，进货出货清单结算，一切都井然有序、循规蹈矩。然而，这平静表面下实际却是暗流涌动：闲暇之余，他想方设法地打听国内情况，转来转去发现咖啡馆不仅人流量大而且消息汇聚灵通，所以他便常常泡在咖啡馆里看报、喝咖啡，一听到国内的消息，就伸长耳朵听别人议论、找机会和陌生的邻座攀谈……
从这些碎散的口述和消息中，卢惠民一点点搜集家乡的动态。“他的心根本不在生意上，那时候卢家在泰国开店做得不错，还曾寄钱回来盖了村里最好的房子，但信章哥有他自己想法。”卢凤章回忆说。
泡咖啡馆确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段时日后，卢惠民便经他人介绍，加入了泰国当地进步的华侨抗日救国团体，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离家半载，卢惠民在异国他乡终于重新找到组织，这种感觉就如同当年初入琼山师范时感受到的“光束”，再次照在他的身上，而且更猛烈更直接——卢惠民顾不上父亲的生意，他和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的同志们一起深入工厂学校，教工人识字，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他们走到深巷民宅，低声细语，秘密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0年，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大批爱国华侨青年纷纷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战争。卢惠民坐不住了，他参加“泰国华侨服务团”，和陈克攻同志等三十多人越过日本侵略军陆上和海上层层封锁线，辗转取道，回到海南参加游击战争。
水逝云飞，鸿爪雪泥，如今说起这段故事，卢凤章、卢民辉两位暌隔了多半个世纪的老人，即使与卢惠民有着家族血亲关系，也已经无法全部还原他当初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只知道他是如此坚定，以至于宁可枉顾父亲传承家业之命，舍弃丰沃生活，一心一意回到不甚安宁的家乡。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当年的卢惠民与家人话别，在今天看来，一定是浸透了离别的况味。国家兴亡犹未可知，何处敢卜归期和团圆？
回到海南到达美合山区根据地时，根据地的领导派人把卢惠民他们带到中共琼崖特委。到特委后，多数人分配到部队，因卢惠民有文化，便被留下来分到《抗日新闻》工作。
《抗日新闻》是日军侵琼后，我党在琼崖抗日根据地传播抗战信息的主要报纸。当时，这张小小的油印报是敌后军民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由于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抗日军民都亲切地称《抗日新闻》为“抗新”。
就这样，年轻的卢惠民加入了这支由中共琼崖领导机关领导和组织起来的新闻队伍，他们以笔为枪，与敌人进行着特殊的战斗。
“他们当时出报的地方并不固定，今天这里躲一下，明天那里藏一下，就用扁担箩筐挑着蜡纸、油墨到处跑。”卢凤章说，“抗新”把一张张蜡纸刻写成的新闻，印一二千份，真是一件不易的事，加上躲避敌军，不稳定，流动性大，每出版一张报纸，都倾注着许多人的心血。
有一次，卢惠民回南桃村查证敌情，日军不知从哪获知他的行踪，跟到了村里，将卢家老屋围住准备围捕他。“当时有两个日本军官和一个伪军都走进屋里了，信章哥他拔出别在腰间的驳壳枪，打了几枪，然后趁机从后面翻墙逃跑。”卢凤章回忆说，这一幕发生时，他也在村里，日军边追边打枪，顿时枪声、狗吠声、纷乱的脚步声打破了南桃村的安静。“但信章哥熟悉村里方位和小路，他翻墙拐出村后，躲进村旁的一处‘茄椗山’（红树林）里，逃过了一劫。”
卢惠民躲过了四处埋伏的危险，但他的家人却没有这样的幸运。
1943年，卢惠民的父母卖掉泰国所有家产，带着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准备回乡，没想到回到湛江乘船横渡琼州海峡时，被日寇海军发现，开炮击沉渡船，全家五口惨遭杀害。得知消息后，卢惠民泣不成声，一度崩溃。
卢惠民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地在革命道路上前行。后来，他被调到当时的文昌县第四区任民运委员，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
1946年，卢惠民和同志们到文昌上崀村开展工作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当时情况危急，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离，他失去最后逃跑的机会，被国民党反动派团团围住。面对步步逼近的敌军，卢惠民手中驳壳枪的子弹已所剩无几，以枪口抵着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为了当初那一个不悔的选择，卢惠民27岁的生命戛然而止。就像那个夜晚在泰国与家人最后话别一样，他在热血方刚的年纪，再次转身走向了永恒的长夜。
如今，卢惠民的青冢就在上崀村明合小学旁，他一生没有子女，身无长物，留下的只有那间早已破败的老屋和清晰可见的碑文。然而时空无阻隔，每逢清明卢凤章和卢民辉都会带着家人，来到青冢前道一声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