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淹 （1904—1961）

罗文淹手书抗战诗歌（1944年夏）。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

　　在中共琼崖一大的11位代表中，罗文淹是最年轻的一个，当年只有22岁。他也是中共琼崖一大代表中唯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代表。关于中共琼崖一大，罗文淹后来感慨万千地回忆道：“指导全琼革命运动的琼崖特别党部和各县党支部，无一不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当时的军政大权虽非在我们手，但直接或间接总受我们的影响。”

　　罗文淹的一生经历曲折。从15岁起，便投身革命洪流10多年。他被国民党逮捕过，在苏州“反省院”待过1年多。出狱后，曾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工作长达15年。海南解放后，他又回到家乡从事文教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中，他曾被误认为“叛徒”“变节分子”，遭受不公正的处理。改革开放后，他的历史问题获得澄清，得以平反。

　　最年轻的琼崖一大代表

　　罗文淹1904年8月生于海南文昌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其父罗开熙早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是乡村私塾先生。罗文淹幼年时期受父辈辛亥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忧国忧民，思想进步，他聪敏好学，学习成绩出类拔萃。1919年，沉静的中国社会忽掀起一阵巨大的浪潮，五四运动爆发了。在海口读书的罗文淹和许多热血琼崖学生一样，积极投身到这次运动中去。在运动中，罗文淹任“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理事，参与领导全琼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他亲自参加白话剧、洗衣、卖灯油等工作，后来又领导择师运动，把那些失了时代性的教师从各个学校驱逐出去。在五四运动中，年仅15岁的罗文淹思想日渐进步，接受了革命的初步洗礼。

　　五四运动结束后，由于岛内政治日趋黑暗，罗文淹和大批进步学生奔赴大陆求学。1922年秋，他就读厦门大学历史系。1924年春，孙中山先生北上抵沪，罗文淹加入到上海大学生及工人民众中，到码头欢迎孙中山，遭到了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驱逐殴打，美国巡捕也加入干涉，引起他对英日法的加倍愤恨，同时也对美国产生了怀疑。罗文淹这时坚信要找到救中国的办法，只有跟孙中山先生走，于是他加入了国民党。在上海期间，他还与“琼崖旅沪青年社”的同志们出版《琼崖青年》旬刊，宣传爱国反帝及新文化思想。1925年冬，由符向一、叶文龙介绍，罗文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反帝、反封建军阀而斗争。

　　1926年1月，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罗文淹随国民革命军到琼崖开展革命活动。他到琼崖后，参加了中共琼崖一大。在11个代表中，22岁的罗文淹是最年轻的一个，因此被大家一致选为地委青年部部长，负责组织琼崖青年开展革命活动。罗文淹在统一琼崖学生运动和发展琼崖地方党组织工作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据后来任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林克泽回忆：“（罗文淹）是我们海南党（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领导之一，我当学生时，他就写传单标语给我张贴散发。”

　　被迫脱党留下遗憾

　　琼崖“四·二二”事变后，罗文淹撤退到文昌，组织党的武装开展斗争。后由于琼崖革命形势陷入低潮，党组织将其调离琼崖。1930年，罗文淹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红旗报》，任编辑兼采访主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间和周恩来一家有较为密切的来往。

　　1933年，上海斗争环境十分恶劣，同年夏天，罗文淹在上海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罗文淹不失共产党员的气节，坦然面对审讯，没有叛党变节行为。同时他积极开展党的工作，组织“难友会”，要求狱方改善生活，延长放风时间，为难友争取生存条件；组织难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滥杀无辜。1934年秋，罗文淹出狱。罗文淹出狱时，正值中国革命的低潮，由于“左”倾的错误政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无法立足，中共中央被迫迁离上海转到瑞金。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刚刚出狱的罗文淹反复几次无法联系上党组织。此时的罗文淹经济拮据，又没有工作，由于子女众多，迫于生计，急需工作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在故友的帮助下，罗文淹被介绍到国民党机构工作，脱离了党组织。

　　投身抗战不遗余力

　　罗文淹脱党以后，先在国民革命军第10师李默庵（后起义）部下当额外秘书、干事。1937年3月至1941年1月前后在京沪铁路第一分段、铁路警备第四支队当过事务员、文牍员等职。1941年春，他应国民党第198师师长郑挺锋之约，辞去铁路工作，参加远征军赴滇西抗战，任该师政治部副主任。他积极配合继任师长叶佩高（海南文昌人），在军中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官兵抗战热情，制定军纪军规，严明军纪军风。全师官兵英勇善战，视死如归，深受百姓爱戴，198师开民国以来国民党军民合作之盛况。腾冲县长张问德在呈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的《腾冲反攻报告》中说：“反攻期间的军纪，以一九八师最好”。198师在收复腾冲战斗中，历时4个多月，与敌人作战40多次，歼灭日军4000多人，缴获枪弹物资若干，功勋卓著。为表彰全师在攻克高黎贡山和腾冲战斗中做出的牺牲和卓绝功勋，腾冲各界赠“歼敌元功”锦旗，并修建了“一九八师攻克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罗文淹担任建塔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督建和文书工作，并在碑塔上题词“天地正气”。

　　抗战胜利后，罗文淹就喜中带忧地写道：“抗战大功以告成，更从建国奋前程；千头万绪总非易，第一先由息内争。”当看到国民党决心挑起内战的时候，罗文淹不顾郑挺锋的挽留，坚决辞去了军职，在腾冲从事教育工作。罗文淹在腾冲、龙陵办学教书期间，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掩护了一些进步人士。1946年，当时的和顺图书馆藏有马恩列斯的一些书籍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违禁刊物。

　　为了保护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罗文淹在国民党特务搜查前，主动通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使得他们有时间转移书籍，保护了一批进步教师和图书馆职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大学副校长的寸树声当时在罗文淹的保护下躲过了这场灾难，他在庆幸之余连声称赞罗文淹是个好人。

　　周总理没有忘记他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作为中共琼崖一大代表中唯一看到新中国成立和海南岛解放的人，罗文淹感慨万千地写道：“我家庭负担繁重，遂至途中与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脱离，行与心违，殊深惭愧！可是，自己的光荣前途虽为自己所断送，然而生平所行，自问在主观上当能秉吾良心，不做对人有损，对革命有损之事。现在，革命之功，我虽全无，革命之果，我却亲身得见，这尤其是可以深自庆幸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够看到革命成功的罗文淹积极投身家乡文教事业，1950年底任文昌文西中学校长。在任校长期间，他认真管理学校，领导教师完成教学任务，恪尽职守，教书育人，成果显著。在文西中学亲自组织带领教职人员和学生，多次自力更生修缮被台风损毁的教室和学生宿舍，自己带头并发动师生捐资新建教室、宿舍。罗文淹特别注重教育学生关心国家政治时事，要求进步，积极加入共青团。不少学生在他的鼓励下，投身于各种政治运动，加入共青团，走上革命道路。

　　1952年下半年，罗文淹调到海南华侨中学任历史教师，历史教研室主任。这段时间，是罗文淹人生中少有的愉快时光，作为劫后余生的琼崖早期共产党员，他将完成无数革命烈士的遗志视为自己的使命，忘我地工作，不仅在教学岗位上表现突出，还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回忆史料。

　　然而在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罗文淹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受到一定冲击。1958年4月26日，华侨中学接海口市委的通知：罗文淹因历史问题，将他除名。罗文淹失去了工作，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蒙受着不白之冤。他为伸冤先后三次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希望查清自己的历史问题，落实自己的工作。周恩来总理始终记得在上海和罗文淹共事的经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亲自过问了罗文淹的工作问题。1958年12月10日周总理办公室批示：“尽可能分配罗文淹同志的工作”。1959年2月4日，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罗文淹被分配到海口市图书馆工作，生活暂时有了着落，但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4月，罗文淹写信给周总理和副总理李富春，提出了希望将来有机会到文史馆或历史研究机构工作的要求。第二年年底，广东省委统战部通知罗文淹到广东省文史馆工作，后由于其身体状况不允许，没有启程赴任。1961年清明节罗文淹在海口逝世，对子女留下遗嘱：“孝敬母亲，爱护妹妹，努力学习，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改革开放后，海南区党委组织部对罗文淹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复查，撤销了1958年对罗文淹的处分决定，决定恢复其名誉和公职。

　　罗文淹的一生虽然历尽曲折，但他始终不忘初心，秉承“做事任劳任怨，为人立地顶天”的人生准则，努力实践自己爱国爱家乡的赤子情怀，在污浊黑暗的环境中坚持不作恶，这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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