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校注出版的《鸡肋集》。
纪念王佐的“礼魁坊”。
最近出版的《<鸡肋集>译注》。
文图 记者 李佳飞
与丘濬、海瑞、张岳崧齐名的“海南古代四大才子”之一——王佐,以诗文见长,一生著作甚丰,其著作计有《鸡肋集》《琼台外纪》《经籍目略》《家塾原教》《金川玉屑集》《庚申录》《珠崖录》等多种。其中,《鸡肋集》为其诗文汇集,也是其代表作,为同辈方家及后辈学者推认为“当比拟唐宋诸大家”。近代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一书中也认为:“以诗文论,在海南人士中首先推王佐。”
今年7月,在海南省王佐文化研究会的不懈努力下,一本通俗本——《〈鸡肋集〉译注》,在海口首发面世。
明代临高举人王佐,由于为官时地位并不算高,又因其刚直不阿的性格,为污吏所厌恶,其著作未能实现官方镂刻,自行刊印,又困于财力,因此,年深日久,原本“足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也难逃脱沉销的厄运。
历经500余年风风雨雨,《鸡肋集》能够流传至今实属不易。
著书自乐,诗文传世
要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首先,我们得先了解一下王佐其人。
王佐,字汝学,号桐乡,明宣德三年(1428年)生于海南岛临高县透滩村。他比内阁大学士丘濬小8岁,幼年在琼山读书,曾师从唐舟、丘濬等当地文化名人,深得丘濬喜爱。
弱冠之年,王佐以礼经魁乡试考中举人,进入国子监读书,“每试居第一”,为祭酒吴节、司业阎禹锡等人所称许,廷誉于内阁,宰相李贤十分器重,期盼日后有大用。可惜,因忤逆权贵,最终并没有考中进士。成化二年(1466年)开始,先后赴福建邵武府、江西临江府等地任同知,游宦20余年之后告老还乡。
归乡后,王佐常与密友谈论诗文,优游山林,养花种草,著书自乐。在七旬高龄时,还曾跋涉琼州各地,遍访风土人物,广搜民俗掌故,修成《琼台外纪》一书。可惜的是,这部书很早便散佚,没能够流传下来。
《鸡肋集》是王佐所写诗文的汇集,收集有诗302首,杂文82篇,是其著作中的精华。这些诗文多属激浊扬清、藏否人物之佳作,也有描绘、吟诵山林泉石、地方风物民情的诗篇,状物写景刻画入微,怀古抒情清新隽永,有爱国忧民之情怀。
例如其中之名作《天南星》:“夫何生海南,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否?”饥荒时节,海南百姓迫不得已采集天南星充饥,时有中毒事件发生。王佐也无能为力,只能以“含泪的微笑”来收束全篇。
另一篇《鸭脚粟》,也是王佐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
1963年,茅盾来海南调研,曾对王佐这两首诗充分肯定。
刊印流传,命运多舛
后人研究认为,王佐将诗文集命名为“鸡肋”取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意,实则是作者自谦。清末临高知县李熙说:“味之腴者,人固咀嚼不厌,即淡如太羹元醴,其中亦自有真味也,鸡肋云乎哉!”意思是:味道丰美,人们固然咀嚼不厌,即使淡得像祭祀用的原汁汤水和甜酒,也自有它的真味,这就是鸡肋说的意思吧。
王佐在世时,其诗文并未付梓刊印,但他的学生兼同乡——唐胄,一直有收藏他留下的手稿。王佐去世20多年后,时任广西提学的唐胄在管理学政之余,将王佐的诗文拿出来整理编辑,名曰《摘稿》,但并未刻印刊行。
又100多年后,清朝初年,樊庶到临高任知县,寻访散失的书,没有找到原刻本,于是采用残本,广为搜罗,重新加以补充编辑,编成10卷,拿到广州刻印。可惜没多久又散失了,琼州藏书家都没有这个集子。
不过,樊庶知县收集整理《鸡肋集》的事情,让王氏后人王光谟十分感动,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明府一游宦耳,犹珍重吾族祖手泽,若是散失不传,谟曷辞其责?”樊庶知县是外来做官的,尚如此珍重我们家族祖上的遗墨,若是任它散失不传,我又怎么能推卸责任呢?幸而,王光谟的外祖父冯莲溪也是一个有心之人,这套琼州罕见的集子,他竟用心手抄了一份藏于家中。外祖父去世后,王光谟得到这份珍贵的手抄本,“视如性命”,藏在私密的小箱子里,遇时局动荡,全家出逃时,其他都可以不带,单单这卷册子终不离身,没有丢失。1916年,王光谟将手抄本校对后付梓刊印。
后来,海南书局以王光谟的刻本收入《海南丛书》第三卷第二集。1985年,海口市图书馆曾就这一版本影印过,但数量不多,传世甚少,搜求不易,于是,王佐研究会委托王中柱先生将此书重新加以整理、校订、标点和注释,耗费两年多时间,终于出版了新的《鸡肋集》。
“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为进一步深入挖掘海南历史人物资源,助力海南文化复兴,2015年5月,海南省王佐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王业聪又萌生对王佐《鸡肋集》作系统诠释的想法。于是,在研究会顾问、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教授的推荐下,由具有学术根底和写作实力的山东大学教授耿建华开始撰写《<鸡肋集>译注》。
最新出版的《<鸡肋集>译注》参考了王中柱校注本的内容,又增补了10余篇遗漏的诗文,保证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内容的翔实可信。王春煜认为,此书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一个真实的王佐,了解其高尚的思想情操和杰出的文学造诣。
王业聪认为,王佐的价值首先在于,他以亲身实践,树立了一种人格精神标准,这种精神可以用“正道直行、廉洁奉公”八字概括。王佐为官一任,惠政一方,“所居民爱,所去民思”,宦游在外数十年,告老还乡时,两袖清风,栖身之处仍是三间茅屋。
无疑,王佐为海南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鸡肋集》便是其中无比珍贵的一部分。丘濬当年也是“每异其才,彼此师友相待”。时人张东百曾说:“吾于海南所可与者二人,谓文庄与佐也。”而以诗词论,海南人士中首推王佐,已成定论,素享“吟绝”之誉。
纵观此书,内容异常丰富,描绘家乡风土人情和山川风光的有之,反映明代海南社会经济和民间疾苦的有之,抒发奋发有为之怀抱的亦有之,其中,关注和同情受苦的百姓,是王佐诗词中最鲜明的主题。
上世纪60年代初,国歌词作者田汉到访临高时,就曾对文艺界同行说:“王桐乡,为民请命之事,爱国惠民之诗,当堪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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