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仆后继铺就文学路
文学氛围营造的最关键因素在于人，在于一大批追求着文学梦的人继往开来。
谈起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符浩勇颇为动情——
他的恩师吴修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在海口读中学的时候，就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儿童文学的小中篇小说《队的发电机》，由辽宁少儿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单行本，起点很高。但因为历史原因，中学毕业后，他到位于屯昌南部山区的海南南药场当了南药工，最终凭着才华和执著才得以调到屯昌文化馆从事梦想中的文化工作。
“也许是文学的痴心不改与对命运多舛的百折不挠，造就了他嫉恶如仇、不善圆滑的品性。他不工于心计，不近人情世故，生活甚至可以说是潦倒。”符浩勇的言语中透着敬仰，“但一谈及文学，吴修利又滔滔不绝、推心置腹，哪怕对20多岁的年轻人都诚恳而尊重，不厌其烦地指出其习作的稚嫩之处与修改思路，真诚欢迎他们参与由他主办的《屯昌文艺》和《水晶花》的编辑工作。”
除了符浩勇，黄刚、王勤、王辉俊、黄万新等一批后来颇具人气的作家，都曾得到吴修利给予的帮扶和机会，并由此形成凝聚屯昌文学青年的一股力量。“后来，他还拖着病体多方奔走，筹措资金，编辑出版了《海南中部诗选》《春华秋实》等多部文学爱好者的作品集。”将一生奉献给文学事业的吴修利的早逝，令符浩勇等人倍感遗憾，“这与他的生活的不如意有关，更与他对文学的呕心沥血有关。”
采访中，符浩勇还谈到了在《屯昌文艺》《水晶花》担任业余编委的吴德保。之所以话题绕不开他，是因为这个当时在屯昌邮电局任支局长的青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南的“标志性诗人”，“所谓的‘标志性’，就是每逢元旦、五一、七一、八一与国庆等重大节庆，他都代表海南的工人阶级在《海南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斗志昂扬的诗歌。”
而令王辉俊难忘的是，一次，吴德保看到他写的几部描摹式电影文学脚本后，没有像别人那样泼冷水，说“海南人当不了作家”，而是婉转地劝其从儿歌学起。没想到，王辉俊采纳建议后创作的儿歌，竟然很快被《广州青少年报》《广东儿童》等月刊采用，诗歌《椰子糖》，还获得了全国侨联与《华声报》共同举办的“月是故乡明”征文作品奖。那时候，能够从边陲海岛赴京领奖，可是一件脸上有光的事。
还有刚刚与尘世挥别的业余编委周玉琛，生前从屯昌县卫生局长岗位上退休后，还一口气创作了《天涯追踪》《情思》《琼崖烽火》等3部长篇小说。
（编辑：吴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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