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镛

左景烈、陈念劬1932年在海南采集的植物标本。现存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资料图）

左景烈、陈念劬1932年在海南采集的植物标本。现存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资料图）　

　　文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刘素雅

　　2016年底，“海南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主馆落成，该博物馆集多功能于一体，其中重要的一项功能是保管省林业厅委托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的一批珍稀动植物标本。

　　如同时光凝固，当一份份植物标本呈现在眼前时，仿佛让人感受到和自己不同的另一类生命：叶片舒展、枝桠散开，时间只抢走了它们的色彩，却没能折弯细长延伸的茎干，也没能抹掉自然在其叶面上描摹的经脉走向，对称流缓，枯而不萎，焕发苍老活力呼来清风，安静地听……

　　风声里，藏着植物标本的秘密，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的。

　　曾经，中国植物在中国未有植物学之前，早已有西方博物学家来华采集，所得大量珍贵标本保存在当时西方几乎所有著名的标本馆。海南亦不例外，在美国哈佛大学安诺树木园标本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等地，都存有来自海南的植物标本。在经历了早期欧洲人前来寻花觅草、一批国内植物学家到此翻山越岭后，时至今日，海南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植物学工作者，他们从这里的川野密林出发，探寻无限自然。

　　曾在海南采集植物的外国人

　　18世纪中叶，欧洲人开始到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

　　1743年到1771年间，瑞典航海家艾克博格多次来到中国，到广州、海南等地采集植物标本。此后，分类学家Fagraeus在1788年之前，在海南采集到了一种杜楝属的植物。

　　也有研究者认为，最早在海南进行植物标本采集的外国人是瑞典人A·Dahl。他在1790年之前在海南采到光叶巴豆、矮紫金牛，并送给植物分类学鼻祖林奈的学生马丁（Martin Henrichsen Vahl）。

　　随着踏足中国的外国人益增，其中部分人对中国植物的采集研究颇有兴趣，通过采集制成标本，带回欧洲。其时公认的中国植物学专家、英国驻广州副领事汉斯（Henry Fletcher Hance）是其中一位，1866年，他曾到海口、琼山等地采集植物，发现了槌果藤、红鳞蒲桃、海南茄等新植物。

　　由于汉斯交友广泛，且是个“植物控”，这使得后来很多到海南采集植物的外国人都与他产生或多或少的交集。身为汉斯的好友，英国人辛普森（T·Sampson）曾两次到过海南、广东等多地，共采集植物标本1800多种。几乎同时，法国传教士赖神甫（J·M·Dalavay）也到海南、广东等地采集标本，所采的标本存放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在那几年间，关于前来海南寻花觅草的外国人的记录有增无减。英国外交官史温侯（R·Swinhoe）1868年因其他公事到海南时，曾在全岛范围内采集动植物标本，并把采集到的植物标本送回英国进行研究。

　　查阅相关资料，19世纪中后期到海南进行过植物采集的外国人数量不少，采集的植物数量也颇多。比如在1889年，爱尔兰籍海关官员奥古斯丁·亨利（A·Henry），在琼停留了4个月，采集了将近800份海南植物标本，其中有牛大力、指甲花、蓝睡莲等为大家所熟知的植物。这些植物标本至今仍保存在美国哈佛大学安诺树木园标本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和爱尔兰国家植物园标本馆中。

　　梳理早期在琼采集植物的外国人身份，不难发现，其中多是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海关官员、航海家等。他们热衷于多地采集植物，但并非专门研习植物专业，而是基于个人兴趣或选择而生发出的一种行为。这可能与当时“博物学”的发展不无关系 。

　　海南植物迎来中国植物学家

　　有资料显示，博物学传统从19世纪末开始逐渐衰落。缺少定量分析的博物学，在科学研究日益精细化、职业化的大趋势中显得格格不入。但植物学、动物学与矿物学作为博物学的三大分支倒没有衰落，但其研究方法也渐渐脱离了博物学传统。据了解，20世纪初期，随着植物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我国植物学家才开始在海南岛进行大规模的植物采集。

　　1918年起，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钟观光先后到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大量采集植物标本。时任北京大学理预科副教授的他，专门负责植物标本的采集工作兼植物学实习课和讲授植物学。具备专业知识背景下的采集，更加系统，也更加全面。

　　此后，像钟观光这样具备专业知识背景的国内植物学家们的足迹也随即深入海南。

　　“抵粤之初，即与所主任陈焕镛教授计划海南采集之进行，诚以该岛森林丰富，植物种类必多，首值得吾人注意者。”原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即现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学者左景烈在《海南岛采集记》中这样写道，当时他们初步计划，从海南岛南部开始，用两年时间进行植物调查，继而再转到北部地区……

　　原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以及所里的陈焕镛、左景烈、陈念劬、梁向日等一批专家，为海南植物标本采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32-1934年间，该所曾组织4次大规模的采集，主要在海南南部进行，3年共采得标本11483份，所采的标本存放于现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南植物园还曾在海南专设工作站，在万宁等地采得大量标本，逐步推进植物种类调查，编辑《海南植物志》、《广东植物志》。一批又一批专业知识背景过硬的植物学家，先后来到海南，不仅开启了这片土地的“植物大发现”，还为我省与全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注入推动力。

　　海南植物采集不断有新发现

　　时间的齿轮转到现在，尽管已有不少前人在海南进行了大量的植物标本采集、研究工作，但扎根土地的植物研究精神和理念一脉相承，海南植物采集仍然不断有新植物被发现。

　　去年9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和香港嘉道理中国保育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植物分类学刊物《PHYTOTAXA》（在线版）上联合撰文，描述了在海南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的两个川苔草科植物新种：鹦哥岭飞瀑草和道银川藻。

　　几乎相隔不到半个月，海南医学院药学院教授曾念开和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科工作人员蒋帅，经过多次的野外考察，在鹦哥岭发现牛肝菌一新种。

　　“我们最早是2009年，在鹦哥嘴好汉坡的林地内发现海南黄肉牛肝菌生长，2013年和2015年又先后在好汉坡和鹦哥岭南开乡采集到标本。”曾念开说，他们通过多次采标、做科学比对等系列工作，对该种进行相关的物种描述和研究鉴定，历经7年，研究最终发表出来。

　　如今植物研究者，虽然上山采集的条件不再那么简陋，装备齐全，有着数码相机、GPS等现代化设备，背着防雨避潮的帐篷以及充足的干粮，但不论是与早期的外国采集者相比，还是与上个世纪国内的植物学家相比，他们之间的采集方式、工作态度并没有太多本质的不同——同样需要耐心、严谨，甚至需要一点“执拗”。

　　“我当时就是想，要能有一本配图的植物志该多好。”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教授杨小波说，他自1992年开始着手准备《海南植物图志》，从2005年组建海南省内团队到组建国内团队，用23年完成图志，实现了海南植物学的“按图索骥”，也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对于一批又一批的专业“植物控”而言，这份想要收藏海南绿色、解密植物秘密的清单是越拉越长，也越来越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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