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万寿亭街的珠崖义学旧址，两道残墙支撑起石刻的牌匾，其上阴刻的“珠崖义学”四字还很清晰完好。

　　咸丰《琼山县志》中府城及周边地区平面图。　　图中城里有“琼府学宫”“琼山学宫”“雁峰书院”“琼台书院”等学校的名称。其中西南方位有“珠崖义学”，遗址在今万寿亭街，牌匾尚存。　　

　　每年高考招生期间，海南总有不少寒门学子得到社会爱心人士的捐助而圆大学梦。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一名家境不好的考生很容易得到关注和帮助，但在古时候，最先能帮到他的，恐怕还是宗族或邻里。

　　海南的文化教育事业，肇始于唐宋，兴盛于明清，这不但得力于历朝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也与民间各方力量的鼎力相助，息息相关。

　　在宋代的文献中，就已经看得到海南人助学的记录，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也能让后人看到这种支持教育的精神，贯穿了各个历史时期。海南人资助的对象，既有官办的府学、县学，也有民办的学院、社学、义学；而作为一村或一族的宾兴产业和祠堂田产，其收入也对本族子弟的教育有所襄助。

　　连续几天，阴雨绵绵。7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走在海口府城万寿亭街上，看到在密集拥挤的新旧民房之间，还伫立着两道残墙，墙体之间是一个石门框，门额上是一石刻牌匾———“珠崖义学”。

　　据查，琼山进士、《四库全书》编修者之一吴典，在家居丧（其父1784年去世）期间，曾捐巨资为家乡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包括创建“珠崖义学”，让贫寒子弟入学读书。吴典创建“珠崖义学”的具体年份已经难以考证，但古人服丧时间为3年，他做此事当在1784年至1787年之间，1789年，吴典辞世，享年仅49岁。因此，“珠崖义学”已有220余年的历史。

　　像吴典这样捐资助学的故事，在海南历史上极多。

　　“守既乐从，四乡之士莫不奔走从事，富者乐于出财，贫者乐于出力，而宫殿益隆。”受秦桧陷害被贬海南的宋代名臣李光的这篇《迁建儋州学记》，生动地写出了儋州人对学校、对教育重视的程度，真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人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

　　李光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贬琼州，1150年又移海南岛西部的昌化军。当时的儋州学宫日益鄙陋，摇摇欲坠，眼看就要危及周边的民居，当地读书人便向郡守陈适提出迁址重建的请求，得到了郡守爽快的许可。1151年，儋州学宫动工兴建，第二年冬天竣工后，曾经师从于苏轼的当地宿学王霄等人，便登门请李光写篇“学记”。

　　义民建“社学”

　　官府配师资

　　《海南教育史志》的作者、海南文史专家王俞春告诉记者，元代的海南教育与宋代相比，出现明显衰退的现象，统治者的强硬手段，如将本是民办的书院“官学化”，书院的山长要经官方任命和备案等等，而海南人的不配合，如很少有人参加科举考试，或几乎无人愿意当元朝的官（“琼人不仕元”），这些因素都使得当时的琼州教育逊于前朝。

　　“即使如此，海南人对教育的捐助热情并不消减，只是这些私人资助，都由官府掌管，没有直接给到学校。”他说，“直到明代，海南教育如日中天，达到了巅峰，这其中有民间助学的一份功劳。”

　　始于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的社学，明代沿袭，本是公立性质的学校，由官府出面、出资挑选和延请有学行的长者，教育8岁至15岁的民间子弟，父兄不送他们入学是要受罚的，有点像现在的“义务教育”。后来由于官吏从中渔利，无钱者不接受入学，有钱者强留不放，朱元璋得知后，盛怒之下，一度勒令停办社学，直到洪武十六年（1383年）才又下诏：“民间自立社学，延师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预。”

　　据王俞春统计，明代海南社学最多时将近200所，其中琼山县占去将近一半。当时琼州府城一带兴办社学的活跃程度，从嘉靖年间南京礼部尚书霍韬的《琼州府社学记》可见一斑，其时有一批义民热衷于创办社学，造福乡里，得到了官府的认可，知府徐乾还为他们配备了师资力量。

　　当时，义民潘清、杨馥之、彭盛，改“应袭书院”为“崇儒社学”；吴绍龄、林廷用、张拱，改老佛庙基为“东城社学”；马骆、张隆、王节、蔡朝聘，建“南泉社学”；潘本泰、岑元高、谢德克，修“琼台义学”为“西关社学”；唐辕、潘行健、沈珊、沈玉，以五通祠的基础建“北门社学”；千户

　　刘绍勋，则改“环海社学”为“修文社学”。

　　民间这些助学的义举，深得徐乾的赞赏；而徐乾为每所社学选配一名士人前去任教的举动，也深得民心。

　　清代的社学更是数不胜数，仅文昌一县，就从明代的8所发展到78所。

　　“义学”：

　　免费的教育“午餐”

　　历史上，海南有一类依靠民间捐资而建的乡村学校———“义学”，不容忽视。义学也称“义塾”，明代万历《琼州府志》称之为“乡义学”，一个“乡”字，更加明确了它们存在的地域和接纳的对象。

　　据《海南教育史志》一书介绍，海南从宋代开始就有义学，大部分是在各州县的乡、都、图创办，也有些建在城郭。它们由私人或宗族捐建，是免收学费的学校。

　　“义学是启蒙教育机构，主要以儿童为教育对象，教学一般从习文识字、读书背诵到粗通文义，读物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幼学琼林》等。”王俞春说，“教学方式以个别教授为主，重注入，不重启发；重背诵。不重理解；重训练，不重兴趣。义学的教师大都是科考落榜者，或是寒门儒士、贫穷秀才，他们地位低，收入也少。”

　　义学经费大多依靠义庄、义田，或是地方公房公款，或靠富户捐资、捐田、捐屋来维持。文献记载的明代海南有义学11所，其中户部给事中、海瑞门生、琼山进士许子伟，就曾在琼山、儋州和文昌兴办3所义学。

　　清代海南义学的数量也较前朝有所增多，达到19所，范围扩大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如西部的昌化县。

　　昌化是海南较早办学的地方。唐贞观二十年（646年），“晋王府参军”王义方被贬为昌化县丞，居琼3年间，就热心发展当地学校教育，使昌化子弟知书识礼，好学之风延及后世。清代，昌化士民办学积极性也很高，创建了多所各有特色的义学。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县璩之璨倡建了3所义学，此后的同治、光绪年间，当地官民又创建了4所义学———众图义学、成德堂宾兴义学、六德堂义学和王姓义学。

　　其中，六德堂义学和王姓义学设在今东方市四更镇四更村。六德堂义学于1895年由附贡生吴赵蔚，廪生蒙上标、李玉栋，生员董其瑚、倪秀、彭延年6人合议，各将多年课徒修俸捐出本钱300千文营放生息，每年收利息钱60千文，作为该村两处教学点师生的经费；王姓义学由四更村王氏祖祠廪生王栋创办，他向族中耆老筹措铜钱120千文，作为义学每年收利的基金，请师设教，让王姓子弟免费读书。

　　祠堂田产：

　　富余盈利用于助学

　　四更村的“王姓义学”，其实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学校。而古代这类学校，一般设在本族祠堂，“祠堂”一度成了学校的代称，海南话中就把小孩子上学叫做“去祠堂”，这一说法至今还停留在乡村老人的嘴上。由此可见，祠堂对一地、一族的教育事业，作用和影响不容小觑。

　　王俞春说，过去，各个宗族祠堂一般都有各自的祠堂田产，出租给农户种植，收入主要用于祭祀宗祠、洒扫祖墓和续修族谱，当然也有用于资助家穷子弟读书和远行的款项，但所占比例不大，多是从富余的盈利部分中给付。“就此而言，祠堂田产虽然也有助学的功能，但不如宾兴田产那么突出，纯粹用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海南建省办特区后，本岛符姓、潘姓人家根据国家政策，要回了在海口市区的祠堂产权，建起楼房，出租或经营，每年都有不少收入，所以能对考上大学特别是重点院校的本姓学子给予现金奖励，不失为一件好事。

　　除了社学、义学和宾兴等助学方式，古代直到民国时期，海南民间捐资帮扶教育的方式还有多种，既对私，也对公。

　　譬如，明政府规定地方官办学校必须配有“学田”，由学校招人耕种，从中收取粮食或地租，维持学校运作，学田一般由官府拨给学校，但海南民间也有人乐于捐赠田产，助学之心由此可见；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重修琼台书院时，民间也踊跃捐助，时任雷琼道巡抚费丙章在《重建琼台书院碑记》中写道：“……同官率分俸助之，士之慕义者，捐输若恐后。”

　　民国期间，海南民间助学之风日盛，即使是远在海外的华侨，也概莫能外，诸多例子不胜枚举。今年将迎来海南中学的九十华诞，90年前，当“私立琼海中学”创始人之一、首任校长钟衍林筹措创办经费时，就曾经远赴东南亚，向众多琼籍乡亲伸出募捐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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