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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里真吾乡
花开花落，云聚云散。时间的界面回放到900多年前，即公元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
这一年的二月，谪居惠州的苏轼，倾其所有，新建了一座住宅，名为白鹤新居。白鹤新居西可远眺惠州西湖，东可遥见黄墙青瓦的寺院僧楼。“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乔迁之喜，加上与子孙团聚的天伦之乐，让春天里的苏轼喜不自胜。他为此写了一首题为《纵笔》的七言绝句：
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就是苏轼此时此地的心情。这首诗前两句是写实的，年近六旬须发花白的苏轼，千里跋涉，终于到达贬谪之地。刚刚安顿下来，家人也能团聚了，本该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苏轼的痔疮病发作得很严重，加之惠州入夏酷热，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所以说完“霜风”，就说到“病容”。可是接下来趣致一转，明明听到了钟声而且被吵醒了，却说“家人向我通报，因为知道苏先生春睡正美，不忍心打扰，附近道观里的值夜人，五更例行敲钟的时候，手底下特意轻慢了许多”。
这就不仅仅是诗意栖居的问题了，这首诗辗转传到京城，据说宰相章惇笑道：“苏子瞻尚尔快活耶？”于是朝廷下诏将苏轼再贬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章惇和苏轼曾是好友。据史料记载，章惇为人豪爽，但心胸狭窄。因苏辙弹劾过他，便怀恨在心，并迁怒于苏轼。
颠沛流离的苏轼，席不暇暖，又被贬谪到儋州。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章惇选择儋州这个地方，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形似的缘故。而苏辙被贬谪到雷州，是因为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面都有田字。如此荒诞的理由，后世之人没有不为之愤懑的。
儋州古称儋耳。在北宋时期，是极为荒蛮凶险之地，古称“南荒”，“非人所居”。62岁的苏轼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于是把身后之事，向长子苏迈做了托付，只带着小儿子苏过一人，前往儋州。走到梧州的时候，苏轼突然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而且也在报到的路上，尚未走出滕州，距离百里左右。
苏轼决定加快脚步，一路疾行，追赶苏辙。兄弟二人在万里之外的异乡能够相聚，可谓悲喜交集。据说兄弟俩相伴而行，一走就是数日。有一天他们来到滕州的一家小酒店歇息，店里只有做工低劣的汤饼，也就是热汤面片。养尊处优惯了的苏辙，看着脏兮兮的碗筷和“粗恶不可食”的汤面，便放下筷子唉声叹气。而苏轼却毫不在意，风卷残云，片刻吃个精光。还跟苏辙调侃说：“你想仔细品尝这美味吗？”
我们无法想象北宋年间的面片汤，它的粗糙是何种感受。推想当时的研磨技术，面食应该远不如现代的精细，什么都能看得开的苏轼，尚且都要采取不嚼快咽的策略，其低劣不堪便可想而知了。身陷绝境，却能坦然面对，谈笑自如，苏轼这种乐观旷达处变不惊的心态和境界，也难怪千百年来，让人深为叹服。
苏轼在雷州和弟弟相聚了四天，又忍痛而别，挥泪南下。临别少不了叮嘱苏辙要放宽心态，保重身体。“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纵使千百年后的今日，想象一下他们两人生离死别，各奔苦难前程的凄然情景，依然如在眼前，令人痛心。
孤帆一片，载着苏轼父子，驶向茫茫无际的大海。苏轼却在诗中这样表达自己对命运的理解：“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儋州驿道，路旁儋耳山仿佛横空出世，拔地而起。危岩峭壁，奇峰怪石，迥异中土。农历七月初二，苏轼父子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行程数千里，抵达儋州被贬之地。他在诗中写道：“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苏轼来到了儋州，来到了他想象中的海天之外，异域的景象是如此新奇。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即便在遭受贬谪的厄运之中。
风烛残年，万里投荒，苏轼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他觉得这一去是再也无法踏上归途了。在赴海南途中，他给弟弟苏辙寄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可见苏轼已将海南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点、最后的归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编辑：余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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