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媛约好一起去黄山，这是我们毕业前夕最后一次远游。

　　我们登上通往黄山的火车。车顶的白炽灯光压下来，使对面的阿媛看起来像是浸在斑驳迷离的油画里。如果不是意外碰上宝福，我们也许会一直这么呆坐着，相互望下去。

　　车厢入口一阵惊天动地的呼喝声，我抬头望去，一眼看到宝福，他堵在通道，身上背着一只红条纹编织袋，粗眉大眼，冲对面一个女人手舞足蹈又是笑又是喊。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宝福了，没想到我们会坐上同一列火车，并且他居然在我们上铺。

　　“嗨，红秀，还记得不？”宝福兴高采烈地拍着女人的肩膀，对我开口。

　　红秀抿嘴浅笑着，她周身利索，健康又经过细心保养的脸上有一对酒窝。她说着同样的方言，只是偶尔会蹦出几个京腔音节。

　　我的记忆在家乡的土地上游弋，慢慢一段故事浮出水面。

　　红秀和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东，一个村西，中间隔着一条河。红秀八岁时和婶子去河边洗衣服，一只脚滑进水里，受惊的婶子只顾拿着棒槌傻愣，眼瞅着河里的人一起一伏就要沉底，这时候来河边玩的宝福“扑通”一声跳下去，救了她。那年宝福十一岁。

　　宝福和红秀就这么好起来，宝福走到哪儿红秀就跟到哪儿。有人逗宝福，说红秀是你婆娘吧？宝福擦把鼻涕，真就跑回家让娘去说媒，笑得全村人一个个喊肚子痛。

　　宝福早早缀学去城里打工，临走红秀送他一条雪白的擦脸汗巾，和绣着两个窝着脖子打瞌睡的粉鸟荷包。宝福一直不知那是两只情意绵绵的交颈鸳鸯。

　　宝福一去就是五年时光，五年里娶个老婆也应该有娃了，可宝福像吃力的牲口，只知道跟着建筑队四处搬砖、和泥。宝福聪明，泥瓦匠的活儿学上半年就会了，半年后就升了大工，工资比小工多两倍。宝福没啥花销，开了工资就存在当会计的老板娘那里。

　　宝福挺喜欢老板娘温眉善眼的微笑。那样的微笑让他想起老家的红秀，慢慢两张笑脸就叠合到了一起，含羞含情的。

　　回村后的第一个晚上，宝福悄悄越过河去找红秀，红秀一见面，瞪着眼问他：送你的鸳鸯呢？宝福愣了，挠挠头，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直到红秀说是那个荷包，他才一拍脑门，说，丢了。红秀就哭。哭得扯心扯肺，让宝福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他恨得扇了自己一个耳朵。红秀带着泪又笑，心疼地揉他的脸。

　　提亲时，宝福拿着大包小包，跟在媒人身后。那天的小风真锋利呀，带着牙啃在人脸上，麻酥酥地刺疼。

　　半道上，红秀的二哥三哥拦住他们，说，别费劲了，家里不同意，让捎个话，别当面拒绝下不来台。红秀的三哥哼着鼻子，说这几年家里磨面粉，搞深加工，挣下泼天的家产，眼红的人多了，都想打老妹子的主意，还是先掂掂自己的斤两再上门吧。

　　宝福懵在当场。后晌他就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关于宝福的事情我从二哥处听来，他们是同学。“你可真亏，我哥他们都说你呢。你明知道红秀喜欢你，想嫁给你，可你听了闲话就一走了之。”

　　是啊，我混蛋，我对不起红秀。宝福一巴掌刮在自己脸上。

　　红秀急切地拉住。眼里挂着泪：够了。

　　快十点了，列车员提醒火车上的大灯要关闭了，旁观的人开始散去。

　　上铺的人感动于这桩人生憾事，主动和红秀换了位置。

　　这对邂逅的情人还在说个不停，我和阿媛商量把下铺让给他们。

　　现在，一道窄窄却又如深渊般的过道将我和阿媛遥遥相隔。我看阿媛倦怠地闭眼躺在枕头里，灯光昏暗，看不清她的脸，不由探过身去，伸手抚摸她的秀发。阿媛睁开眼定定地望向我，早已是一脸泪水。

　　一时，无边无际的栖惶漫上来，禁不住的凄凉，心里有什么东西都要碎了。

　　游黄山之后，我和阿媛就要各奔东西，我留在北京继续读研，她要回东北老家，她的父母已经给她找好工作。工作，在毕业即面临失业的大学生眼里是一副黄金枷锁。我不由苦笑。我不能阻挡阿媛的幸福生活。

　　这一夜，是两对情人的夜，火车上载着的，一个是相聚，一个是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