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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海南书院缘何兴盛?
来源: 海南日报 作者: 时间:2017-09-26 10:50:57 星期二

  创建于晚清的文昌铺前溪北书院,主体建筑仍保存完好。

  美舍河蜿蜒流至海府路地段,有一座“流芳桥”,由东向西走过桥头,可见红墙碧瓦,屋舍俨然。这就是五公祠景区,走入院内,跨过一座山门,古树森森间见一塑像,像旁有楹联“何人可配眉山,此地能开眼界”。此即琼州为纪念苏轼而建的苏公祠。

  苏轼曾在此处“指凿双泉”,使当地百姓得饮甘泉。苏轼北归后乡人感念其恩,于此处建“东坡书院”纪念他,这也是海南可考的最早的书院。

  如今清泉仍在,书院难寻。明清两代,海南文教勃兴、才贤兴起,以“海外衣冠胜事”而震动中原和朝野,书院在其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海南书院明代约20余所,清代新建加上修缮约40余所,合计60多所。以海南的土地面积在全国来看,其书院密度超出了全国平均水平。思考其繁盛的原因,或许可以以史为鉴,有助于推动今日教育的发展。

  官方文教政策的影响

  湖南师范大学张传燧教授的研究发现,古代书院办学方向有过几次转变——最初以藏书、刻书、读书为主,后来为克服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实现养士与取士结合以培养传道济民之才,再到清代书院取代官学成为培养国家统治人才的中心。

  而明清时期海南书院的兴盛,契合了书院发展的第二和第三阶段。

  “明初几代帝王都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发展官学上,对书院并不重视,所以自明初洪武元年至弘治末年的137年间,海南新建书院仅有3所。”9月15日,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素萍教授认为,而后由于科举腐败,明代的官学逐步变为科举的附庸,教育空疏。许多士大夫创建书院,聚众讲学。而当时理学盛极一时,也为书院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胡素萍说:“明代嘉靖以后,正当全国书院兴盛之时,一些主政者认为书院空谈废业,动乱朝廷,所以有了四次封禁书院的举动。但海南岛天高皇帝远,封禁书院的政令对海南书院影响不大,一旦压力稍减,书院立即恢复。”

  清代海南书院数量更为可观,超过明代总量一倍之多,究其原因,与清政府的鼓励与重视是分不开的。

  雍正以后,清王朝对书院的政策由压制转为扶持,并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胡素萍等人合著的《海南古代书院》一书中,将清政府对书院的控制总结为以下几点:在省会设立书院;经费由政府拨付;书院负责人由政府聘请;学生由各省道员和布政司考核;私创书院须申报查核。

  清代海南共有43所书院,其中30所为官立书院。虽然清代海南书院多为政府所控制,但也因此使得海南书院数量和办学规模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文昌老城区,由明代玉阳书院迁址重建的清代蔚文书院,经过多次修复之后,2012年正式向公众开放。

  名贤达士热心办学

  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明正统年间(1436—1449),贡生陈文徽于琼山郡城东五里获得一块高墩,“其下平田沃壤,溪流环抱,正桐之所宜生也”。在这样一个风景优美之地,陈文徽种上了几十棵桐树,以备制琴之用,他还在山麓上修建了房子,藏有书籍若干卷。陈文徽每日在此读书赏桐,因而此室名曰“桐墩书舍”。

  另据正统年间刘俨《桐墩书院碑记》记载,后来追随陈文徽的人多了起来,他便把书舍改为书院,聚徒其中,开坛讲课,还时常邀请岛内外鸿儒名士前来研讨学问,讲理授学。

  桐墩书院是有明确记载的海南明代第一所新建书院,也是由先贤达士热心办学而兴起的海南第一所书院。

  自桐墩书院始,南溟名流达士在海南创建了不少书院,并有许多著名人士在书院讲学。

  一代理学名臣丘濬,在儒学、史学和文学上都有不凡造诣。道光《琼州府志》记载,奇甸书院“在郡城西北隅,大学士丘濬建,后改为景贤祠,今为文庄志祠”。

  另一名士郑廷鹄致仕还乡后,在府城外西南20里石湖处创建石湖书院,常在此处踏歌行吟,著书自娱,聚徒讲学教化邻里。

  胡素萍教授认为:“丘濬、唐胄、王弘诲、郑廷鹄、许子伟等都是海南名士,他们一方面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一方面又是有名的学者,学术造诣颇深。他们创建的书院本身就有较高的知名度,很多人都慕名而来。这些人创建书院的活动推动了明代书院繁盛局面的形成。”

  社会各界捐资助学

  明清两代琼州60多所书院,为海南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本地士子科举屡出佳绩,进入仕途为官的人数众多,对推动海南文教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而书院培育出众多人才,也反过来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让社会各界认识到书院的重要性,进而捐资助学,相得益彰,良性循环。

  《琼台书院志》中记载:“自书院建后,文风丕振,会试始有登第馆选,此后春秋获隽,皆书院诸生。一代风气,科名之得人,藉见一斑。”从创建到改制为中学堂的近两百年间,琼台书院培养了探花张岳崧等进士二十多人、举人百余人,教化生徒一万多人。

  正因书院在社会教化、培育人才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各界捐资助学也成了维持书院发展的常态。如咸丰《琼山县志》,琼台书院“各州县每年捐解束修银共六十两”。又如光绪《昌化县志》记载:“成德堂每年晒生盐出息,除支正什项外,着于十成之中抽出一成二分交入双溪书院永放。”

  “明清时期的海南,经济发展不如中原地区,海南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维持大批书院,而社会各界的捐资助学就成了必要之举。”胡素萍在《海南古代书院》一书中认为,民间社会资金在书院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办与民办并举,是古代海南书院得以不断发展和长久存续的基本保障。(文海南日报见习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岑明道 图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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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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