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王妹英长篇新作《得城记》深度描摹当代女性成长

　　继《山川记》之后陕西作家王妹英的又一长篇作品《得城记》出版。《得城记》为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重点作品，首先在《中国作家》杂志刊登，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并获得“《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大奖”。

　　小说用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笔触，以细致入微又气势磅礴的文字，讲述了从豆蔻年华来到省城旧都的凌霄、九米、艳红三位女性融入古城生活的故事，并经由她们牵连出众多的古城人物、时代变迁。三位女性的不同命运，尤其是艳红在为官之道上的成功与迷失，透射出当代女性的迷惑、得到、失去、成长与思索。

　　作家王蒙评价，《得城记》“紧扭着现实，沉醉着也拼搏着锐利的笔触，以时而灿烂时而坚硬、冷峻的语言，回归与推动传统小说的叙述语式，而又结合了现代的诗性意象涂染，捎带着火气的奔放，给你明明暗暗地讲述得到与失去的故事，自成非凡一格”。同为陕西作家，贾平凹也肯定了《得城记》，“格局宏大，行文细密，力道深邃，有大气象”，是一部“要在历史上留下响动的作品”。

　　有评论称，“《得城记》是一部得到现在失去过去之书，也是一部得到城市生活、失去乡村伦理，亦或部分得到物质庇护、部分失去真正自我之书”。小说中，王妹英阐释着她对是非和准则的态度，“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该抛弃的”。

　　在近日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评论家白烨认为《得城记》继承和延续了《山川记》的批判性。《山川记》着力表现物质生活的变化与乡土伦理的不变之间的博弈，《得城记》则剥离了社会层面的描述包括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等，直接进入到三个闺蜜之间的关系，展现她们的努力奋斗和迷失曲折，“一个女性作者对女性的解剖和批判达到了冷酷无情的程度，这一点上是很多女作家做不到的。”

　　进入新世纪开始，农民工进城、底层人群在城市里的生存挣扎成为很多作家创作的主题，评论家孟繁华从《得城记》延展开来分析，他认为很多描写城市的作家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对城市文化写的特别犹疑，或者不知所云。”体现在“每个作家进城方式和发现的问题不一样，当中有概念化的东西，很多人物形象代表了不同的观念和想象中的模样，这和真实的城市文化没有构建起应有的关系。”

　　评论家范咏戈《得城记》对语言艺术的探索与实践予以好评，他认为，小说不论是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植根于底蕴深厚的地方文化，有很多原滋原味的东西，语言也作旧了，使得小说有了辨识度和文化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