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士贵有为尤有守
琼崖最后一批拔贡的沉浮人生
布衣县长王道熙像 （资料图片）
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兆旺
1905年，清政府发布谕令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废除意味着传统仕进之路的断绝，为了安抚大量的旧学生员，清政府规定“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1909年，岁次己酉，按拔贡“逢酉一选”的祖制，这一年是选拔之年，又因为恰逢宣统改元，该科拔贡的名额由常规的“府学两名，州县学一名”改为“府学四名，州县学两名”。
彼时的海南，分为琼州府及崖州直隶州，琼州府学的四个名额，加上十三个州县各两个名额，一共选出了黄观治等30名拔贡。两年后，即1911年，清政权瓦解，“宣统己酉拔贡”成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绝响。
百年之后，当我们回头打量海南末代拔贡的时候，发现他们在丧乱相逢的时代背景下留下了卓荦为杰的英姿。
正如其中陈有壮致赠陈金声同年（对同一年参加考试者的称呼）的诗中所说的“士贵有为尤有守”，在爱国操守上，他们之中有的人更是气节可嘉，堪称士子之楷模。
作为“六贡之首”，拔贡的考选惯例，越年轻越受重视。从年龄上看，琼崖30名拔贡，临高的符梦卜42岁，澄迈的李标香43岁，乐会的林宴琼45岁，其他人介乎二三十岁之间，整体上看，这种年龄构成在科场中算是年轻的。
年轻，则意味着不守旧，意味着能接受新事物。从琼崖末代拔贡的履历及言行等各方面看，在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激烈交锋碰撞的新时代，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已然是“睁眼看世界”的新式士人。
林大魁《青山禅院大关》封面。 曾兆旺 提供
旧文人有新思想
前朝拔贡变时彦
琼崖三十名拔贡，除了选拔之前已具有廪生增生附生的旧学生员身份，有不少人还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洗礼。比如林大魁弃儒从军，在广东将弁学堂学习兵科；王朝桢、周伯鲂是初级师范简易科毕业；王光谟亦曾游学省城的法政学堂；更有甚者，林孟传是广东蚕业学堂最优等毕业。这种学业上弃旧从新的普遍现象，说明他们早已不再将“举业唯大”奉为圭臬。
从诗文中也能看出，他们早已跳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局限。比如，冯官尧在为林大魁《青山禅院大观》一书中所作的序言中说道：“夫经济之高，在于科学之发达。科学者，经济之母也。”可见冯官尧对于“科技兴邦”有着深刻的认知。
林大魁《青山禅院大观》书中的插图。 曾兆旺 提供
又如陈有壮在民国元年写给儋县知事蒋霖森的诗中，由衷唱出了“革新共享平权福，响应高悬独立旗”的心声。显然，代表着舶来思潮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早已根植于他们的思维之中。
其实，末代拔贡的观念之变并非无迹可循。早在1901年8月，清政府宣布科举改制。除了四书五经“不准用八股文”，还增加了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等新内容。晚清的生员出于应试的需要，必定要在知识方面吐故纳新。而另一方面，广东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及维新思维的发源地，一大批新式学堂的设立更加速了新思维新知识的传播，再加上，这批琼崖拔贡中的不少人，都有过踏足香港的经历，对西方文明有了切身的体会，眼界自然会为之一新。在此情况下，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海南士子经过耳濡目染，思想观念有了洗心革面的改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观念上的自我革新，也促进了他们身份的转变。在清帝退位之后，作为头顶前朝功名的昨日黄花，他们不做遗民，而是积极入世争当时彦，在新的共和时代发出了耀眼的光和炽烈的热。
